学界批判
“红卫兵遗风”影响太深
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学界，包括大学，提出过很多批评意见。
李泽厚：是的，我讲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复大学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
新京报：这种乱局的责任在于谁？
李泽厚：首先是大学校长要负责，校长不懂什么叫学术吗？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国家定那么多项目，投入很多钱，大家就是在分这些钱。你看现在书籍的装帧都非常精美，但是里面没有学问，只有垃圾。学者们忙着上电视，忙着开各种会，哪有时间做学问？
新京报：你对《百家讲坛》这类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节目怎么看？
李泽厚：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当年搞“文化热”的时候，有人就说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责任在传统文化，在国民性。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意见，我觉得文化没那么大责任。如果一律简单地归罪于文化，那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不就逃脱罪责了吗？这个看法当时没有人接受，我被骂得一塌糊涂。
现在的问题也是这样，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为什么电视节目热衷于搞一些“三俗”的东西，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
新京报：这些年来对李泽厚的批评声音也很多，你会在意吗？
李泽厚：别人对我怎么评价都可以，讲出理由就行。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一视同仁，众生平等。比如我的学生都知道，在我这里是民主的，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不过当代学人的心态有问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击。有人是老师不出面，指使学生去发表文章，这就太可笑了。
这种心态的形成，是教育的结果。严重一点说，就是红卫兵遗风。现在学术界的很多争端，都让我想起“文革”时的红卫兵口号：“把你们都要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这种教育影响深远，当然自古文人相轻，但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问题尤其突出。
现在不管是哪一派，甚至包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有红卫兵遗风。按理说学术研究的精神应该是你也许对，我也许错，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接近真理。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只有自己掌握真理，“我就是对，你就是错。”
理论交锋
民族主义是个危险概念
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
新京报：看来你与自由派和“新左派”都有理念上的分歧？
李泽厚：1999年我在《己卯五说》里面有篇文章，讲到我跟自由派、新左派的区别，现在十年过去了，有必要进一步引申。借此机会，我想详细谈一谈我跟这两派的“同”和“异”。
我和自由派的相同观点，就是肯定中国学西方还不够到位，“西体中用”里的“西体”还不够。当然我也讲过“情本体”，这是“中用”，但现在觉得还不是“情”的问题，而是理性不足。中国急需建立公共理性，所以我反对儒学热、国学热，这些对建设公共理性都没有帮助。甚至可以说，整个“国学热”都是在维护专制。
但是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天赋人权”，不同意他们主张现在就搞一人一票的普选。外国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比如海地，就搞得一塌糊涂。一大串体制和社会问题，搞个普选就能解决？那就天下大乱了。
新京报：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呢？
李泽厚：其实没有什么天赋人权，西方也没有。古希腊奴隶社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便杀掉，哪有什么人权？“天赋人权”恰恰是近代人想出来的概念。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看新左派的观点？
李泽厚：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现代化不是美国化。但是这十年来，我和新左派的距离拉大了，为什么呢？他们讲的东西就是照搬西方的后殖民、后现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恢复毛时代的传统。我所讲的走中国道路，恰恰不是这种。
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左派搞文化相对主义，否定普世价值。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绝对价值，每种文化都有道理，所以裹脚也是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好的——我反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新京报：本报前些时候发表过你和易中天的对话，你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
李泽厚：这不是学理意义上的讨论，我是想通过传媒说几句刺激点的话，引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新左派已经向民族主义靠拢，一切民族主义我都反对。这里再补充一点：我们谈民族主义，这方面概念都是不清楚的。199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民族主义，2002年又写过一篇，两篇文章现在看来都不过时。
新京报：可是打民族牌的学者和相关书籍现在很多，有些还非常流行。
李泽厚：听说《中国不高兴》就卖得很好嘛，看来知识界狂热于民族主义的还不少。要知道民族主义是个危险的概念，因为其含混多义，搞不好就弄成煽动情绪的旗帜。我讲在宗教国家，宗教情绪很容易渲染；在非宗教国家，就是民族情绪容易被煽动起来，这是中国的特点。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这个基本观点，二十年来我就没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