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强生“含毒门”风波愈演愈烈，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强生婴儿用品的质量质疑。尽管一位曾参与制定2007年版《化妆品卫生规范》的专家称“只要化妆品中甲醛的含量不高于0.2%，就是合法的”。
而美国个人护理用品协会也发表声明，称强生等产品实际上符合相关安全标准。但这遏制不了网民声讨强生的浪潮。
从简单的消费者情绪的角度看，这样的反应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注意到新闻源头美国非营利性消费者组织“安全化妆品运动”的初衷，即唤起消费者对于各类“有害物质”的警惕性，也行我们应该想得更深一层，更多一些。
可能受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大家对有害物质的含量超标都有很大的警觉性。进而由这种警觉性衍生出了过度防卫。这种过度防卫很容易随着愤怒情感的泛滥而压过理性的思考，结果就是很多消费者失去了消费理性，处于一种简单地产品批判的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之中。
科学认为，很多物质是否对人体有害，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其施加于人体的总量。在不超过这个总量之前，很多物质包括添加性物质都处于无害状态或者是可以被人体处理掉的。这也是各类质量检测机构在各种指标上都注明是某某含量不超过某个百分数，其实是一种国际惯例。换言之，民众对于这种指标体系的理解与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整体消费行为的理性程度。一旦民众与商家在质量与安全指标体系上达成了共识，则面临各类新的检测数据的出台与负面消费个案，产生风吹草动草木皆兵的可能性就少很多。反之，一旦产品健康指标体系普及度缺乏，公众就容易在对产品质量的判定中出于摇摆与跟随状态。这个时候，任何产品出现问题，他们的首先反应是规避，即既然无法判定就暂时不购买，或者转向其他同类产品。尽管这个时候，市场对其他同类产品的质量审核可能也未开展。所以说，缺乏质量指标体系认知的消费者群体，其消费理性是有待提升的。
如何提升民众的消费理性？
最基本的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消费者手册》之类的物件，来填补国内消费者教育的空白。消费者教育的核心要义是告诉消费者按照何种程序和基准来判断和选择商品，教会消费者“挑剔”，其实也有利于商家主动生产更加符合相关质量规格的产品。而消费者对于各种类型商品的诸多指标的熟悉，也有利于他们直接参与到终端产品的监督过程。事实上，如果消费者对于各类评判指标熟悉之后，他们就会在商品价格与商品安全程度之间做出自己的权衡选择。一旦他们所消费的某个商品的检验指标出现了新状况，他们有理由和必要调整自己的消费决策。总之，不会因为商品的含量指标没变而做出过激的举动。
回到强生这个案例上来，如果消费者对于强生相关产品所属类别的产品健康指标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则在国家未发布更新的指标审核体系之前，他们有理由继续相信国家质量监督机构对于产品质量的把关。而恰恰是国家质量监督机构到目前为止，一方面宣布没有介入强生事件，另一方面也未有任何更新的指标体系发布（如将婴儿卫浴用品的甲醛含量比例降低到现在的数据以下）。这其实是给了民众很大的消费恐慌与疑虑的空间。因此，相关部门不妨尝试改进下商品质量类事件的处理流程，以期迅速填补民众消费恐惧的空缺，稳定相关市场局面。
当然，从企业的角度讲，强生的公关工作也有很大的改进之处。到目前为止，强生的措辞仍然是强调“其所有产品均符合各项规定，检测出的有毒物质含量均在安全范围之内，因此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而且是“安全化妆品运动”组织的报告对其产品的安全性“做出了错误的描述，与科学界和政府机构一致的看法相违背，也引起了家长们不必要的恐慌”。也就是说，强生并不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认为是“安全化妆品运动”组织在搅局。关于这点，本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家企业，在危机公关处理上，没有及时和中国民众所信任的国家质量监督机构取得及时联系并发布可信信息，则是失误。这一方面降低了强生的品牌可信度，另一方面也造成销售损失。
最后，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本来应该起到传播信息、争鸣观点的作用。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通过强生事件，我们看到的是媒体与民众的情绪合流，进而推波助澜。这其实是丧失了媒体的批判性社会功能，没有起到良好的提升公共理性的作用。技术上讲，这可能也与媒体本身对于质量审核指标体系认知的缺乏有关。因此，媒体必须相对公众在消费理性的认知与实践上走得更远，这样才能通过信息的流通与交锋促进民众整体的消费理性。
综合而言，在这场强生“含毒门”风波中，消费者、国家质量监督机构、强生公司和媒体都有值得反思和提升的空间。只有从国家角度建立真正完善的消费认证体系，并在民众中推广并取得广泛认同，这样才能避免类似于强生“含毒门”风波的蔓延，建立合理稳固的消费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