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喊了很多年，要干实事，但是，落到具体上，总有那么些官员喜欢虚的，不仅喜欢，而且堂而皇之地提出来，公之于众。如果有条件，还要把这虚的变成真的现实。
近日，河北有担任政协委员的某官员，提议要改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名字，他提出了三个替代方案，一是西柏坡市，一是冀都市，一是北宁市。按他的意思，这些新名字，都比原来的响亮而且押韵。不用说，这三个替代品，一是具有革命意义，二和三都吉利而且响亮，或者说，没有原来名字那么“土气”，而且格局小———都几百万人的大省会了，还叫“庄”。(据《燕赵都市报》报道)
嫌自己所在城市的名字土气，大概是一些地方官员的共同心病。按照更响亮的逻辑，中国还有几个大城市也应该改名，而且迫切性更强，比如哈尔滨，满语是“晒网场”的意思；乌鲁木齐，古准噶尔语是优美的“牧场”的意思，都土气，而且小气，比“庄”也好不到哪儿去。深圳就更惨，就是“深水沟”的意思，不仅土气，而且不吉利，一个不留神，连人带马都掉进去。
中国的地名，从古至今，是有改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讲一个城市的沿革，总要介绍它曾经叫什么，后来又叫什么，一个名字从古叫到今的地方不多。但一个名字多有相当一段的稳定期，一般不会几十年就变一变。像北京这样，二十多年内，从北京变成北平，再变回来的例子，并不多见，而北京的变，是因为地位过于重要，近代改朝换代，从北洋的民国变成国民党的民国，再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变得有理。
在近代史上，地名变动最频繁的时刻，是国人比较能折腾的时候。像北京的东交民巷，义和团的时候，被改成“切羊鸡鸣巷”，专门跟洋鬼子过不去，不仅切羊，而且公鸡还叫———中国民俗，鬼怕鸡叫。后来“文革”了，又改成反帝路。说到“文革”，这是个改地名的高峰，我记得我所在那个边疆小镇，也改成了东方红，那个时候，地名叫东方红、东升、卫东之类的地方，大概全国得有上万，再加上成百万叫这些名字的人，光听名字，就知道中国从山河到人都一片红了。
一个人的名字，只要他高兴，不怕麻烦，改来改去没有太大的关系，顶多给认识你的人制造了一点小麻烦，而且人家大不了按你的过去的名字称呼你就是。可是地名总是改，会让很多人感到不便，地方越大，人口越多，涉及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如果像石家庄这样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真的改了名字，那么全市上下光是改政府机构、国营单位、学校、医院的牌子、公章，商家牌匾，地名标志，恐怕就得花上很大一笔钱。而全市的老百姓，得花上不知多少年，才能适应新的地名。而外面的人尤其是那些原籍石家庄的海外华侨，恐怕会糊涂上很多时候，总是也弄不明白石家庄到哪里去了(去年我找万县的时候，就曾经很迷惑过好一阵)。由此造成的混乱，其经济损失，不知道又会有多少，至于精神损失，大概只好忽略不计了。
所有的混乱，都是为了什么呢？无非是为了满足一点虚荣。我们喊了很多年，要干实事，但是，落到具体上，总有那么些官员喜欢虚的，不仅喜欢，而且堂而皇之地提出来，公之于众，如果有条件，还要把这虚的变成真的现实，让人哭笑不得的现实———何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