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观的变革对社会进步的影响 价值观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与时下热门的文化建设相比，它还仅限于学术圈内的讨论，如何在全社会构建起正确的价值观以促进社会和谐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简单地讲，价值观是人们关于自身和周围事物的立场、观点、态度的总和，是人们判断一个事物好与坏，是与非的价值尺度。现实生活中，大到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领域，小到个人的举手投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受着价值观的引导。 就价值观作用于社会而言，大体可分为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两大范畴。前者主要涉及国家治理所展开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调整；后者主要调整公民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引导，把公民个体整合到社会中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调整。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变革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早在20世纪，韦伯就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基督教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韦伯的逻辑是，新教教义所提倡的善是上帝可能选择的对象，从而把人的性格和行为与其心灵和未来的命运联系起来，宗教教义对善的劝导逐渐延伸为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节省金钱和时间，进而衍化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 国家治理层面的价值观对社会变迁更为重要。如果说韦伯从新教伦理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精神，找到了孕育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民间动力，但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度过重重危机走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很长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治理理念是自由放任，充分竞争。其结果是，一方面社会财富获得空前的增长，另一方面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争斗不断。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总爆发。这充分说明，少数人的富裕，多数人的贫困，最终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在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调整自己的国家治理策略，进而形成了主导国家治理的三大价值观：一是财富观对市场体制的引导。它是以自由劳动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二是公平对社会体制的引导。通过累进所得税、关税法、反托拉斯法、劳工法等法制建设，来协调社会利益，实施体制内重塑和社会重组，释放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三是权力观对政治体制的引导。法律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公认的社会契约，人人均守法，统治者无限的权力变成了有限的权力。 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变迁发轫于民间，通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的宗教文化在民间逐渐培育了公民注重效率与恪守规则的品格。国家层面价值观调整的一个重要转向是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的建立，通过调整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分配，谋求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形成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从而达成社会安全。 二、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变革是当前中国发展的迫切需要 同样是价值观的变革引导社会进步，在中国，引发价值观根本性变革则起始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打破了制约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一条禁忌即富裕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变动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促进人们更快更好地富裕起来。正是国家层面价值观的调整，催生了民间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展是硬道理逐渐成为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并由此带来了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 在发展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可以说是近20多年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文化力量。但仅有发展的共识并不足以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释放的一切压力。由于利益调整所带来的利益分化，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社会高度“同质化”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进入新世纪，随着小康社会的初步建立，中国政府在国家层面主动进行价值观调整，先后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指导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长远发展的战略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它解决的是国家为什么发展、今后怎样长期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五大要义既是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理应视为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建设的一种努力。 对于体制变化和社会转型，国家层面价值观的调整应该说是及时的，较好地引导了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相比较而言，社会层面的价值观的变革却相对迟缓。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对公民行为引导无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既有的价值观过于空洞和陈旧，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从而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二是价值观上的误导，形成对传统价值的颠覆。什么才叫幸福，如何追求幸福？社会上发出的信息是混乱的。表现在生活方式上盲目崇拜西方，片面追求物质生活，在世俗生活方面低级媚俗。三是行为价值标准缺失，公共生活中出现的顽症久治难愈。从大到市场经济中的假冒伪劣，小到公共场所的乱扔脏物，这些现象既为人们所诟病，也为管理者无力。 富裕社会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细节。在日子慢慢好起来的今天，人们对社会的抱怨和不满，既有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愤慨，更多的是对周遭不如意的宣泄。因此，社会层面价值体系的建设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管理不能仅仅靠制度。制度仅仅制约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制约人们的心灵。一个没有心灵约束的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东亚现代化成功的样板，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铸传统儒家文化，使其与欧洲工业文明相融合，并将这种新型文化概括成通俗易行的五项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协商共议，避免冲突；各族和谐，宗教宽容。1994年韩国提出《创造新韩国教育改革方向》，主张通过国民教育来育成新韩国形象。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与众共生的人，具有高度的道德意识、集体意识;二是智慧的人，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三是开明的人，能够主导国际化、全球化新时代；四是劳动的人，认识到劳动的价值而勤奋工作。随着个人的非单位化，单位的非行政化，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正向我们走来，如何弥合分歧，凝聚力量，一个重要的黏和剂就是共同价值。 三、社会层面价值观重构的基本方向 社会价值体系重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培育公民良好的品德。按照亚里士多德品德理论三要件：品德是习性、品德是中道、品德是实践智慧。社会价值观是靠人们的道德实践来体现的，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既靠法律、制度的规制，也靠心灵的约束。这就要求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建设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要注重实际。以往我们的一些道德诉求之所以不能成为世俗生活的价值标准和伦理导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用一个衡量道德楷模的标准来要求社会大众，从而导致道德建设的理想化和空洞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在经济领域较好地解决了“一大二公”的问题，但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一高二空”的现象仍然是社会建设面对的一大难题。因此，在社会价值重建过程中必须避免“高空作业”，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从公民实际的道德水平出发，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提出不同的要求，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既不能因为存在着多层次性的思想道德而降低甚至否定先进性要求，也不能不顾人们思想道德的客观差异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 二要注重实践。社会价值体系是人们的行为坐标，是人们判别一个事物是与非、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尺度。因此，在社会价值内容的设计上要切忌讲得通，做不到，必须易于践行。一个再理想的共同价值，如果不便于世俗生活中实践，它就难以真正干预社会生活，进而产生真正的社会效用。文化核心价值只有成为世俗生活层面的价值标准和伦理导向，方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其引导世道人心的话语权威。 三要有开放胸襟。社会层面的价值观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有现代化文明的共性。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既要防止非政治化，也应该防止泛政治化，在政治文化的统摄之下，吸纳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大胆借鉴西方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应持的正确态度。开放的胸怀不仅体现在我们应该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向西方公民社会良好习性学习，同时我们应该对多元的社会价值观保持宽容。在利益多样化的社会，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发生差别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韦尔奇认为，如果你能让人们的声音、尊严、动机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介入，丰富他们自己，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有一个坦然接受的气氛，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其实，一个企业治理是如此，社会也是一样，对一定程度的冲突，我们应该保持宽容和接纳的态度，因为它很可能就是社会肌体自我完善、自我修复的一种方式。对于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来说，我们不可能强求一律。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应该使社会每一个健康的音符融入时代的主旋律，不要同意，但求共识。 作者：李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