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一定是畅销的书
对于如何界定一本好书，刘震云不同意关于“好书是给少数人读的”说法，他认为好的书一定是畅销的书。《我不是潘金莲》首印50万册，着迷于与书中人物对话的刘震云说：“如果你的书只有5个人读，和有50万人读，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在50万的这个数字里边，肯定能够找到更多在人群中想听这句话的人。通过‘编瞎话’能够让人知道这个‘瞎话’背后可能比真话更接近真实，以这样的途径跟大家交流。如果一辈子能有那么十来次，甚至二十来次，我觉得我生活得挺好。”
谈到畅销书与茅盾文学奖关系方面的话题、关于作品与获奖本身之间是否有关联的问题，刘表示，这不一定有关系。他说，“之前的作品《一地鸡毛》、《手机》都改编成了影视剧，受很多朋友的喜欢，但是没有获奖。现在再看像《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还能有温暖的感觉。温暖是我创作时候的年龄感，当时我才20多岁，我的情感流露是那么的质朴。转眼2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有50岁了，但有时候做梦做的还是20多岁的梦，那时候我的外祖母还在，我经常梦起我外祖母，跟她一块过中秋节。就在我们的村子里，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枣树上面，月亮那么大，那么明亮，我突然觉得我特别的幸福。”
对话刘震云：好的作家应是倾听者
记者： 您写《我不是潘金莲》的缘由，创作初衷、创作背景是什么？
刘震云：过去我总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写东西的。到了《一句顶一万句》我发现作者要说什么是不重要的，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是重要的。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我每天写作不是在写，不是在听，而是在倾听，我突然发现我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我不是潘金莲》就是在倾听的状态下写成的。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与《一句顶一万句》在写作特点上的相同和区别是什么？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有一个书名，叫《一万句顶一句》。《一句顶一万句》写想在人群中找到一句话是难的；《我不是潘金莲》写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更难。《我不是潘金莲》看上去荒谬，其实比《一句顶一万句》更直逼现实。
记者：您认为除了畅销，好作品还有哪些要素？
刘震云：一、得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说的是不同的话；二、书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说的是知心话；三、技术层面，用宋朝的话说，“端的写得一手锦绣文章”。
记者：你做到了吗？
刘震云：没有。要做到这三点，还得加上一点：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作品考验到最后，技术层面已显得很不重要了。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却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或者说，前三点，都是从这一点来的。这个道理，是我的小学老师，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读了一辈子《论语》，得出的心得，又无私转告给我的。
记者：您的写作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许多作家假装是“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只是“知道分子”，有知识，没见识。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就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
最好的写作者不是写作者，而是倾听者。世上有四种话是有力量的，朴实的、真实的、知心的、不同的。你总觉得有不同的话要说，所以开始了写作。一定阶段你突然发现自己的言说对写作是非常不重要的，渺小的。谁有言说的企图心，就说明你还没有体味到写作的味道和小说的本性。到一定阶段，不是你要说什么，你说的不重要，你也说不出什么。当你在生活中找知心朋友困难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另外的途径，就是写作，你会发现你笔下的人物都是朋友，写作就是交朋友的过程。
记者：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的心境与以前有没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作品获奖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它又一次得到了承认，同时也不说明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作者和作品应该是分开的。像茅盾文学奖评的是作品，获利的是作者，作品并不因为获奖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对于作者的说法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一定要清楚，作品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我现在仍是一个倾听者。
记者：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事情？
刘震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在忙《温故一九四二》电影的事情。(吴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