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学思潮的发展历史来看,自晚清国粹派、章太炎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整理国故”运动,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学热”,不同的阶段对于“国学”的意义和内涵的理解差异巨大。在各类见解的纷争中,国学“运动”和国学研究贯穿着两条基本的线索,其一是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其二是对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科)体系的接受和反思。
“中国”之名由来已久,但是,一直以来并不是“国家”的名称,“中国”不仅标志着地理上的世界中心,还意味着文明和教化的先进。虽然,中国作为一个王朝国家一直以具体的朝代作为国家的名称,但是,“中国”一直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认同。由天下观念向国家意识的转变是近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认识的重大转变,这样的转变在近代国学的最初倡导者章太炎和国粹派那里有十分明确的表达。
“国粹”一词虽由日本传入,但对于“粹”的强调明确表征出选择、重构传统资源的意图。国粹派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区分“国学”和“君学”,他们认为不以学术之真伪为标准,而以功名利禄作为指向的学问是“君学”而不是“国学”。其目的是要反对欧化主义者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国粹派经常使用“国魂”的说法,强调要融汇中西,重铸国魂。
而吊诡的是,1920年代以后,一向以反传统形态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出现分化,一部分人转入“整理国故”,并将之纳入新思潮,引发了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质疑。
“国故”这个词本是章太炎对于传统中国学术的称呼,用以取代“国粹”这个带有价值评判色彩的名称。而启蒙思想的倡导者毛子水、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在沿用“国故”这个词的时候,则是试图通过整理国故的过程,来宣扬“科学”精神,批评一部分人对于国故的追慕心态,从而“再造文明”。
与晚清国粹派的国学观相比较,这个时期的国学讨论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国学研究者的思考重心逐渐从国家意识的确立转变为对于什么是现代中国的讨论,即要关注什么样的思想能够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下中国的立国之本。
由此可见,从晚清的国粹派到1920年代以后的国学研究,虽然多样化的立场之间争论激烈,但总的趋势则是循着由以提振民族精神、确立国家意识到强调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的民族精神的建设的转变。这样的转变的动力来自于国学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了由寻求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到建设富强的国家、改变国民特质的转变。而1930年代之后面对日本的侵略,民族主义再度兴起。
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资源长期被贬斥,国学研究也被置于“批判”甚至“破除”的境地,一直到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才再度被重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国学研究再度兴起,并到21世纪初成为热点。
以科举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虽然是一种世俗性的教育方式,但是并非是专业性技能教育,所以传统的中国学术体系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之后,必然要面对日渐专业化的过程。
专业化所要求的知识系统的分化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学科体系所不能提供的,这样的认识始终体现在“国学”的发展实践中。晚清的国粹派区分“国学”与“君学”就是试图确认学术的独立性。另一国学代表人物刘师培也从社会分工来论证以分科方式整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必然性。
由传统的整合式的、以人文思想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向现代的分科式的以科学思想为特性的分科方式变化,从价值上,本身就是要推翻传统的宗教性的劝慰,代之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对应原先为神学和经学垄断的知识领域。在这样的转变中,中国原有的以经学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便要经受“理性化”的洗礼。
在经验性知识的对照之下,传统的体会式的经学思维便显得缺乏可验证的方法的支持。实证化的科学成为建立普遍性原则的基础。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传统学术缺乏规则和可验证性的特性就成为一种方法上的“缺陷”。
但是,在引入新的方法之后,内在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传统的国学所提供的是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整体性思考,它既包含可验的理性知识,也包含价值性的信念。当我们开始接受科学公理来取代以前的“天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接受新的学科体系和实证方法。但是新学科则导致中国传统思想的意义系统被分解,而最终难以突显自身的独特性。
国学学科化并不是解决学科分割和意义系统丧失的有效途径,因为将边界不明的国学引入到学科体制的讨论,或者作为现行学科的一种纠偏机制,效果可能恰好相反。
如果一定要为禁锢于学科局限的古典研究寻找一种补偿机制,那么已经有悠久历史的“古典学”可能是最为合适的学科方案,这样可以有效地过滤沉淀在“国学”上的“意识形态”和“非科学”影子,使其形成一种学术性的机制。
民族精神的确立和民族复兴的理想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学的意义非可等闲视之。我们需要从文化的传统中发掘和继承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丰富民族精神的积极内涵,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但是,国学也不应该成为拒绝吸收别的人类文明的借口。
就学科意义来说,国学作为一个与国外学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范畴,而是一个依靠对象参照来凸显自己的特点的名称,因此对象和方法均十分含混。
我认为,国学的最佳定位是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才能有效地延续本土文化的精神。从科学和人文应得到有机的结合,文化认同应由强调族群转化为强调人类解放这样的角度来看,强调国学目的则应当是要超越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