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施晨露 （发自西藏山南）
阿来的简历上通常这样写道：藏族。出生地：马尔康县。他曾骄傲地称自己：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人们熟悉他的《尘埃落定》，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甚至被一些作家同行认为“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
无论是写作能力还是出生背景，都让上影出品、上海与西藏两地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电影《西藏的天空》从一开始就锁定阿来担任编剧。但在电影筹备的几年间，阿来推却过，乃至如今电影已近杀青，来到西藏拍摄地探班的阿来还这样调侃自己：“我以前对媒体吹过牛，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碰电影。 ”
“一辈子不碰电影”的阿来，此番执笔电影处女秀，到底有何特别？
想写如何让人还原成真正的人
记：《西藏的天空》早就锁定您编剧，但听说您接下这部戏经过了多番考虑。
阿：上影最初找到我是2009年3月，当时我签下了一个委约写作项目 《格萨尔王》，时间无法协调。当然，这多少有一点推托的借口成分在。电影超过我的理解，它的生产过程太复杂，我不敢轻易接下来。
第二年国庆节前，双方又在北京碰了一次面。我提出一个想法，剧本主题应该有所提升。写西藏，主旋律一定是“翻身农奴歌解放”。而我认为，一个社会的真正解放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解放，应该是所有人的解放。在西藏的特殊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人的解放比社会的解放复杂得多。电影的两个主人公丹增和普布，过去是少爷和农奴的关系，二人几次大的命运转折，都与西藏当代历史密切相关，经历了一次次时代变革，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他们才真正达到忘掉过去身份的状态，回到最初的两小无猜。
解放，不仅是农奴普布的解放，也是少爷丹增的解放。少爷的身份对人也是一种囚禁。如何让人还原成真正的人，这是我想写的。
记：当时您的设想已经比较成熟了。
阿：我们通常理解的“主旋律”比较狭隘，如果我们不那么狭窄地理解主旋律，讲社会的变化，讲人生而平等，而达到平等需要多么艰苦的过程，这也是一种主旋律。这一席畅谈，大家都很兴奋，几乎喝醉了。第二天是国庆长假，我说回去就拉一个提纲，假期后交卷。结果，7天写了两万多字，交稿时，人家跟我说，再加个几千字就是一个完整剧本的量了。
记：这一稿出来后就一锤定音了？
阿：第一稿写得非常快，后面就要磨了，直到今年1月才最终定稿。我写剧本有个宗旨，里面写到的背景一定要非常实，这也是我写小说得到的经验之一。剧组去选外景，虽然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也去了。一定要来这片土地看一看，更重要的是在当地查阅了很多资料。
电影里很重要的概念是关于人的解放，这是否仅是我的一种抽象的想法？关于这一点我很忐忑。被推翻的旧贵族，他们怎么想？循着这一条，我看了很多文史资料和过去的回忆录。电影的背景一定要经得起推敲，只靠作家的想象是不严肃的。
我的写作动力就是对历史负责
记：和写小说相比，写剧本的收获在哪里？
阿：我虽然是吃文学这口饭的，但对藏族史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这次剧本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过去研究藏族史的重点不在西藏，是在四川阿坝。这次写剧本让我对西藏近当代史有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写完这部电影，我有一个书柜，装满了这方面的书。
记：电影故事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其中哪一段写起来比较纠结？
阿：写“文革”很纠结，也很困难。也有人说，干脆跳过这一段。我的想法是，至少不要自我审查。“文革”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放在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变化上，正是“文革”才把两个人真正放到了平等的地位：他们都下放农村劳动了。“文革”作为时代背景，制造了人际关系变化的可能性，让情节得以发展和支撑。不然，这两个人就是从青年一下子跳到老年，改革开放、蓝天白云，这不现实。人的发展不可能凭空跳过十年，而且是关键的三四十岁，思想变化最剧烈的时期。
记：这部电影应该算得上国内第一部完整表现西藏地区三次变革的银幕作品。
阿：是不是“第一”我不敢说。我的写作动力就是，要对历史负责任。过度着眼“宣传”的效果，就会导致客观性和真实度不够，换句话说，没有勇气打量历史。我想我们拍这样一部电影，应该有对历史更客观表述的底气在。
记：您这几天去了片场，从纸上的剧本到镜头前的影像，和您的想象一致吗？
答：前天我到了片场，看到自己写的剧本，两个演员在演。站在监视器前，我禁不住要掉泪了。那天拍的是丹增和他女儿第一次见面。
当然，影像和剧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是基于我的史料研究作出文学表达。导演的台本有资金、场景等方面的考量，这些是我不用考虑的。
不是别人定制什么我就写什么
记：为什么曾有 “一辈子不跟电影打交道”的想法？
阿：电影是一整个工业，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参与进来，这是我最害怕的。我写完小说交给出版社，如果对方要求我改，我就会说，在交稿前我已经把所有可能性考虑到了，让我改的话，除非是错别字，否则潜台词就是不喜欢这部作品，那就换一家出版社吧。但电影不行，必须要跟很多人商量、讨论，甚至还会吵架。
记：通常谁会吵赢？
阿：我是一个比较强势、比较固执的人。
我的美学概念是，不一定要所有冲突都要在舞台上表现，可以写得沉一点，但可能真正做电影的人，更喜欢把冲突表演出来。当然，电影和小说确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用小说笔法写，用了三场戏，但导演导下来，发现压缩在一场戏里已经可以表现完整了。
记：写剧本累积的素材会不会攒出一部小说？
阿：现在还没考虑，但我以后的写作肯定会跟这片土地有关。上影考虑在电影基础上拍摄一部电视剧。电影剧本写了200个场景，只有不断砍。如果是电视剧的话，空间会更大、更从容。
记：有些作家和影视剧的关系很近，有些人很远。您对此是什么看法？
阿：我属于很远的。近和远都无可厚非，我认为，影视剧要改编，就该改好的小说。但现在很多改的都是不好的小说，特别是电视剧。
记：有了这一次的尝试后，会考虑再做编剧吗，比如改编自己的小说？
阿：有句话叫“一回生二回熟”，但不熟悉的题材，我不会轻易参与。我不是写作匠人，不是人家定制什么，我就写什么。写作需要新鲜感，写过的故事再写一遍的话，就成了体力活。
记：比起小说创作，电影上映之后遭遇的票房、口碑等诸多问题，对写作者来说可能风险更大。
阿：确实是这样。小说出版了，好坏我都可以自己负责，但电影包括很多因素。不过我们是一个团队，我跟制片团队和导演都说了，好了是大家的好，如果失败，大家也一起担。
记：可否透露一下未来的写作计划？
阿：我还在两三个题材之间犹豫。是写跟现实没有关系的，还是对现实比较强烈关注的。如果写对现实有强烈关注的，还是需要有一定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