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劉澤華關於中國文化的王權主義叙事，作为一種基於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二分現代意識形態，卻采取了知識論的話語形式。但是，這一論述從思想史角度講，對儒家、法家的價值理念不加區分；從社會史角度講，對周秦的制度丕變不加考索；從政治學角度講，對國家社會的利益目標、力量對比及其博弈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統治形式”與“統治程度”不做具體分析。在今天的論域裏，它不僅在知識論的意義上是不能成立的，作为一種思想方法和價值取向也是消極有害的。對它的批評既是對五四文化遺産的清理，也是對這一精神傳統的升華超越。
【關鍵詞】劉澤華 王權主義 國家 社會 儒學
變化了的時代條件和課題與近代救亡意識下形成的思維和心理之間的思想碰撞是遲早都要出現的歷史事件。它的焦點之一就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我們的歷史？如何評價那支持維繫著社會運轉、滋潤著生命成長的文化傳統？這是一個知識論的問題，也是一個價值論的問題，跟我們對處境和未來的感受和期待聯繫在一起。最近所謂國學之争的實質也正在這裏。衝鋒在前的劉澤華教授主張所謂中國文化之王權主義說，構成這一論争中“反方”論述的知識和價值的基礎。這裏姑且從知識和學術的角度，對它稍加分析。
劉澤華這樣表述自己的所謂王權主義：“我所說的王權主義既不同於社會形態，也不限於通常所說的權力系統，而是指社會的一種控制和運行機制。大致說來分爲三個層次：一是以王權爲中心的權力系統；二是以這種權力系統爲骨架形成的社會結構；三是與上述狀況相應的觀念系統。”1由此他得出這樣的論斷：“一是中國文化的本質是王權主義，儒學是其主要組成部份”；二是“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其特點是權力支配經濟”。2
劉氏承認自己是受馬克思“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命題的啓發而建構起自己中國文化的王權主義說的。3馬克思的命題隸屬於西方國家與社會二分的學術脉絡或分析架構。在這個系統裏有洛克和黑格爾的不同傳統。馬克思本人的特點是把國家看成“從社會中产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4顯然，這個state 或government 被視爲一個利益主體或單位，society（社會）則是與其相對的另一方。既然國家要控制社會，二者關係必將呈現爲博弈的狀態和過程。换言之，如果說“王權支配社會”作爲一種意願是絕對的話，那麽作爲一種結果，它的形成應該也必然是可描述可分析也可驗證的。日本京都學派在這方面成果頗豐，例如他們在明清鄉紳研究中提出的“國家霸權”與“鄉村主導權”對立就是國家社會關係的折射。徐復觀先生更是據此架構對《鹽鐵論》做出了精彩解讀，從賢良文學與大夫的問答駁詰中展現了漢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博弈和儒家思想立足社會持守中道爲生民立命的價值立場。但是，劉氏沒有給我們提供這一切，因爲他移用的僅僅是馬克思針對法國中世紀社會特點提出的具體結論。他及門下弟子所有的著述都是爲了用各種零碎的材料證明這個“支配”的觀點，或者用這個觀點解釋所有的概念與事件。當然，這一叙事的破綻也幾乎全部由此而來。
先看這段自述裏概念和邏輯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王權概念的理解。即便屬於“武力争奪的結果”，作爲一種政權形式，王權實上也承擔著某種公共職能的功能。魏特夫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最初也是爲了治水而組建起來。如果不是浪漫的無政府主義者，嚴肅的學人就應對此有所自覺，而不能以道德判斷代替歷史分析。而劉氏筆下的王權正是這樣一種道德情緒下定義的負面概念。在道德審判的目光下，三代之王、嬴秦之王、霸王道雜之之王沒有任何區分。而實際上三代行封建，是一種貴族共和制，天子衹是一種共主，對諸侯領地不具有政治經濟的權力。秦滅六國立郡縣，官員似家臣———這應該與劉氏的王權概念相對應。這兩種王權在制度形式和價值理念上的差异，借用漢宣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的話來說，就是霸道和王道的區別。對此不做區分，王權概念的內涵自是模糊混雜很難經得起追問。
正是由於對具體歷史過程的忽視導致了對邏輯上的顛倒：“王權的系統”構成了社會的“骨架”。王權的系統應該是指政治制度即國家吧？馬克思說它是從社會中分離出來的，顯然社會的結構邏輯在先。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清晰地說明了社會的結構和原則如何經由周公的制禮作樂而政治化成爲政治制度情形。所謂國是家的放大、君權是父權的延長正是對這種宗法制特徵的描述。退一步說，如果這是指國家對社會的异化或反噬之後的狀態，那麽，論者是不是應該在二者的博弈互動之中對這一過程作出交代？
一般來說周秦之變可以視爲這樣的時間節點———這就進入了歷史分析。從十七等爵制到二十等爵制，代表了專制王權改組社會的努力（西嶼定生說它意味著“對農民的個別人身支配”）。但純任霸道的秦帝國二世而亡，正說明其並無足够的政治資源實現其獨擅天下之利的願望。雖然漢承秦制，但實際在行政方面漢已經進行了巨大調整。無爲而治自不待言；高祖增置縣三老、高後置孝悌、力田，武帝遵董仲舒之册“獨尊儒術”以及後來察舉制的施行，均是從秦的霸道政策後退，而輔之以王道，即對社會系統的組織和利益表現出必要的藉重和尊重。變化的原因與其說是道德不如說是智慧。控制社會是爲了攫取利益，攫取利益必然遭遇抵抗；這就是所謂博弈。而博弈就衹能從手中的籌碼出發制定策略或行動方案，追求自己利益大相對最大化；這就需要理性化自己的行爲。“劉邦之皇權是一種新型的相對性有限皇權”。5訛漢代社會的生機於是充分發育，表現形式就是莊園經濟的茁壯成長。有此支撑，社會和國家影響力的消長明顯向社會一端傾斜，以至有“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的說法。班彪論光武在王莽篡亂之後很快開創出中興之局，認爲關鍵就在“危自上起，傷不及下”。由於社會能量的積累，在東漢晚期的動蕩中正是地方豪强清除宦官、鎮壓黄巾起義，進而自己捉對廝殺。從三家歸晋、到“王與馬共天下”、再到弘農楊氏重新統一全國，深層都可以看到宗族組織的力量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