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蕙
湖北省大冶市43岁农妇柯珍英患风湿病瘫痪多年，由于无法忍受长期的病痛折磨和给家庭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她多次想以自杀来解脱。今年5月，在女儿出嫁的第二天，柯珍英即喝农药身亡。警方调查发现，农药是其丈夫程鹏才购买并递到其枕边的。这就是近期媒体报道的助妻“安乐死”案。
真正的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肉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家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方法。在我国，围绕“安乐死”是否应合法化的争论由来已久，但目前“安乐死”不但非法，其实施者还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程鹏才案就是一例。据专家介绍，一个社会确认安乐死合法必须具备如下条件：首先，该社会的医疗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一流的医学知识和技术确定病人患有不治之症；其次，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医疗费用已不是患者及家属考虑的问题；再次，社会已经建立完备的诚信体系，使人们有理由彼此充分信任；最后，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而绝不能考虑亲属等其他利益。如此看来，在我们国家，不仅认可安乐死合法尚需漫长时日，就连为此的争论也为时尚早。
所以，尽管媒体称程鹏才的行为是助妻“安乐死”，但柯珍英的死亡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柯珍英患的是风湿病，俗称不死的顽症，需要长期不断服药抑制难忍的病痛。柯珍英死前曾对人说：“我选择现在离开，是因为女儿出嫁了，我不想增添丈夫的压力；再说，两个儿子还没有成家，有我这样的病人，哪家闺女愿意嫁过来呢？”可见，其自杀背后真实的原因是家庭的极端贫困，如此的“安乐死”令人唏嘘悲悯。现在，一审法院判决程鹏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如果法院仅仅因为程鹏才已经长期照顾妻子、认罪态度较好等因素而作出此判决，我认为法院的量刑显然太轻了。不错，根据我国《刑法》，故意杀人罪最轻刑罚是3年有期徒刑，而对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可以适用缓刑。但是，如果对于因为经济原因帮助他人“安乐死”的行为，给予较轻法律制裁，犯罪成本太低的话，那么，无异于纵容经济困难者采取“安乐死”来解脱亲人的痛苦和自己的负担，使所谓的“安乐死”变相合法化，后果将极其可怕。所以，我们决不可在量刑上同情经济困难者实施“安乐死”。
但是，我又注意到，检察机关在指控中称，由于柯珍英在2000年患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两个儿子又是残疾人，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程鹏才一人维持。面对类似情况，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应该启动社会机制，帮助其渡过难关。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个家庭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关注，最终导致柯珍英服毒自杀悲剧产生。如果法院是由于考虑到社会救助缺位而对程鹏才轻判的话，那么，判决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以对程鹏才的轻判作为社会救助缺位的补偿，社会救助部门是否也因程鹏才的轻判而解脱了责任？对于这样的轻判，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安乐死”决不能变相合法化，社会救助不作为更不能变相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