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庄子家族被迫离开故土，所以，这个家族有着迁徙的精神底色，这就是《庄子》中鲜明的南方情结的深层心理原因。在《秋水》中，庄子由于受故人惠施无端怀疑要谋取其梁相地位，在国中搜查三日三夜，就向惠施讲了一则辛辣的寓言，其中说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鸾凤之属)，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庄子家族生于南方，他便自居为“南方有鸟”，而且自拟为楚人崇尚的鸾凤。其家族迁于北方，便说“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在鸟由南飞北的叙述中，隐含着庄子家族由楚至宋迁徙的踪迹。在《逍遥游》中，鲲鹏受斥鴳之讥，是有鸟图南，发于北冥而飞于南冥，这同样可以体验到庄子有一种南方情结和大迁徙情结，这可能无意识地隐含着他的家族的历史记忆。到这里，我们算是触摸到了庄子的体温。
家族流亡与地域体验的反差
由于庄子的精神之根在楚国，所以，他笔下的楚国自然便是一个神奇的、令人神往的地方。“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东晋张湛注冥灵为“木名也，生江南，以叶生为春，落叶为秋”。也就是说，在儒者以“五百年”为道统承续标志之时，庄子以“五百年”为自然生命荣衰的交替，用这个生命树标识一个恒远的时空，昭示庄子潜意识中的家国情怀。在《庄子·应帝王》中，他给南海之帝取名为“儵”，给北海之帝取名为“忽”，同样带有庄子与楚文化之间的精神脐带。
庄氏家族离开楚国，由其苗裔在回忆中写楚，一种“月是故乡明”的意识使他笔下的楚人很神奇，大多都能悟道。《庄子·达生》中记载了传言是孔子亲历的“痀偻承蜩”(驼背者粘取蝉)的故事。痀瘘就是驼背的老人，用竹竿去抓蝉，竹竿顶上放两个石头丸子，如果不掉，那么十有二三能粘下来；如果放三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十有七八能粘下来，如果五个都不掉下来，那么便能一粘一个。痀偻者的承蜩之道是“形全精复，与天为一”，“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这位能悟道的痀偻者便是楚人。
“匠石运斤”是庄子讲的一个楚国故事，楚国郢都有一位鼻尖沾了薄如苍蝇翅膀的一层白泥巴的人，让石工匠用板斧把它砍掉。石工匠运斧如风，只听见一阵风声，白泥巴被砍干净，鼻子没有受伤，郢人面不改容地站立着。鼻尖上沾了白泥巴的楚人，察人之深，楚国的石工匠，技艺高超，在这个只能靠想象来体验的故事中，庄子对于楚人的深情，不难体会。
然而当这类悟道故事旅行到宋国，我们发现，《庄子》中的宋人，大多数都很朴拙，甚至拙劣。最明显的莫过于“运斤成风”故事的后半部分，宋元君听说石工匠的技艺如此了得，就请来为自己表演砍削，石工匠敬谢不敏:“臣则尝能斵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楚国石工匠技艺高超，宋元君请石工匠来表演，显见得喜欢跟风，结果又被石工匠拒绝，两厢对照，楚石匠的机智，宋贵族的笨拙，清晰可见。
《庄子》既反感于宋国的封闭性，又对宋国势利之徒深恶痛绝。《列御寇》篇记宋人曹商为宋王使秦，得车百乘返宋，嘲笑庄子穷处阨巷的落魄相，庄子则反讽他为吮痈舐痔者流，说是“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刻画出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丑恶嘴脸。庄子为何对宋人如此反感呢？在《庄子》中，我们发现，庄子山行多见巨树狸雁，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家族流落到宋国，居处荒芜，身近自然，这就表明，庄子在宋国，是未能融入的客族，所以写宋人的时候便心存隔膜。如果进一步考释，就会发现宋人的愚拙与宋国政治的封闭性有关，梳理《左传》对列国政治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宋国始终是公族执政，不崇客卿。庄子在宋国担任着不合高士身份的“漆园吏”的卑职，大概与这种不崇客卿的封闭性有关。这种自持而排他的政治结构，也造成游动于列国的诸子对于宋人愚拙的反感，并不限于庄子一人，比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韩非子》的“守株待兔”，都是著名的“宋国故事”。
庄子在宋国，居于荒野之地，做了很多梦。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没有写梦，《道德经》五千个字，没有梦字。跟庄子同时代的孟子，也不写梦，《孟子》三万四千字，一个梦字也没有。《论语》有一个梦字，这就是孔子叹息没有梦见周公，他做的是政治梦，而庄子做的是生命体验的梦。庄子写了11个梦，他思考着，到底做梦的时候是真的呢？还是醒过来的时候是真的呢？这真实的分界，生命的分界在哪呢？到底是庄周梦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庄呢？庄子开了一个传统，用梦来体验生命。
草根人物与言意之辩
庄子文章来自水木丰茂、百物繁滋的林野，带有林野文章的清新、奇异和神秘，是文人呼吸着林野空气的适意悟道的写作。他可以随手拈来林野百物和民间异人的故事，引发哲性奇思。
《庄子》的林野风貌，与他多写草根人物有关。《庄子》常在草根人物身上，发现出人意表的深刻思想，如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取材于厨师，可见道生于草根。再如“轮扁斫轮”的寓言，说一位名叫扁的工匠在齐桓公的读书堂下修车轮，多嘴说齐桓公所读的“圣人之言”是“古人之糟魄(粕)”，惹怒了齐桓公，他解释说:“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人类的经验和智慧，书面失载的肯定远大于书面已载的，但已载的也不应全盘否认，多是按当时知识者价值观选择的值得记载的精华。庄子以一位行年七十老斫轮评议古人之糟粕，是以一个草根人物，一个民间实践者的体认，挑战书面写作者的话语权，是与“敬惜字纸”的立场相异的。
庄子还论道寓言引向草木虫鱼、自然万物。庄子书中写了很多植物和动物，简直是一个诗人诗化了的博物志。《庄子》中的树木，比比皆是。惠子嘲讽庄子之言“大而无用”，既像大葫芦那样薄而易碎，又像樗树(大臭椿)那样，树干臃肿不中绳墨，小枝卷曲不中规矩，长在路边，木匠不屑一顾。庄子反驳说，你担心大臭椿无用，但正因无用，才无斤斧之灾，这个观点，庄子再三表达。匠石见栎社树，径大十丈，荫蔽数千牛，因其疏脆易败，“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南伯子綦见大木，荫蔽处可以结驷千乘，因拳曲不成材，没有像其它杂木中道夭于斧斤，从而得终其天年。(《人间世》)庄子山行，见大木枝叶繁茂，伐木者因其“无所可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山木》)。游乎尘垢之外而超越世俗功利伦理的“无用而大用”的思想，是庄子学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树木，犹如路标，引导我们进入庄子之道。
庄子寓言写树大多辨析有用无用，写动物则涉及世相百态、道术百端。庄子最喜欢的动物似乎是鱼和蝴蝶，往往用之自喻，庄周梦蝶，濠梁观鱼，成了尽传庄生风采的千古佳话。对于猴子，庄子则多加捉弄、嘲笑，说它不知礼义法度，像“猨狙衣以周公之服”，定会撕咬毁坏(《天运》)。虽然对动物有喜欢、有嘲笑，但庄子并没有恶意，更多的是亲切、平等的感情。庄子有一个广阔的繁盛的动物世界，既有鲲鹏、鵷鶵，也有斥鴳、鸠雀；既有虎豹狼狙，也有马牛龟蛇；既有螳螂井蛙，也有蝉蝶豕虱。他似乎喜欢独自漫游林间，自小就因出身流亡家族而缺乏邻居伙伴，因而对林间百物是如此知根知底，知性知情，随手拈来，喻理证道，恰切、灵动而别有一番机趣。我们仿佛窥见一个流亡异邦的疏远贵族家庭的少年，孤身无伴地在街头看烧猪毛，在河边看鼹鼠喝水，在林间看螳螂捕蝉，兴致勃勃，充满敏感的好奇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由此养成他终生享有对自然万物洞察天机的感悟力和想象力，这是那些整年从宅门到学宫的少年不能拥有的精神状态。由于《庄子》涉及的动植物世界极为丰富，简直带有几分诗化和哲学化的博物志的意味，也就在先秦的智慧书中别具一格，需要人们用悟性、用通变的方法来读。
同样需要用悟性来读的，是《庄子》用与动物相关的捕鱼、捕兔作比喻的“言意之辨”:“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样说来，庄子用了那么多的人事和动植物著为寓言，他的内衷也不是要人们滞留在这些有关人事、动植物的言说上，而是要领略其形迹得其神髓，深入地把握这些“言”所寓之“意”。这正如《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那样，它以自我否定的形式进行更深一层的超越性肯定。他的解构思维也在解构着自己，难道庄子也带着其“不可传”的精华同逝，而只留下“古人之糟粕”，连同他所表述的老斫轮的话？这种解构思维或否定思维可以剥离出的价值，就在于以批判精神放飞思想。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老、庄思想都属于楚风北煽，都发生在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因而一脉相承。但他们又是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处在文化结合部的不同位置。老子故里处在楚国东北边境，进入成周的礼与史文化中心后，又以出关写作的方法返朴悟道，其书带有深刻的辩证思想和谋略家的色彩。庄子却从楚国上层家族中流亡出来，落脚于中原小国的自然荒野，与草木禽兽为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在融入无所不在的道中追求高度精神自由，其书充溢着生命体验和文学情思。由于是流亡异国、身在林野的破落户，窥破了或参透了人间世态炎凉，“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便游戏前代名流以追求至人境界，又随手拈来身边的树木鱼鸟加以幻化，拈来畸人绝技加以夸饰，以成如钻石一般有多重折射功能的寓言，从而创造了“思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加上“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的“庄周世界”。对于典重务实的中国人而言，它展示的无限精神空间和不拘一格的想象，永远是滋润灵感的一股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