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中國漫漫長夜裡，一個超凡脫俗的詩人光耀中國文壇。他是中國知識分子早期革命組織南社的中心人物，是我國馬列主義先行者陳獨秀的摯友。他時而僧裝，時而西裝，常和友人出入酒肆花樓，但他又是一位持守比丘戒的一代高僧。
他是曼殊；人稱曼殊大師，他是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同鄉，廣東中山縣人。曼殊出身日本橫濱，父親蘇杰生是經營茶葉僑商，母親是女傭，日本人，因和蘇杰生私生曼殊而出走，由蘇杰生之妾和合仙子撫養曼殊。對於曼殊的出身問題，柳亞子先生調查研究許多年，自從找到曼殊的同父異母妹妹蘇惠珊，這才有了定論。
我十四歲時接觸曼殊的作品，而今我巳七十六歲了。以我幾十年的研究心得，評說三十五歲就已離開這個世界的曼殊大師，如果有所得，那是因為我和曼殊存在某種相同經歷的緣故。他的家世，他所遭遇的那個時代，影響了他的一生。他的好友柳亞子先生說他不可無一，又是不可有二的一個，郁達夫說他的人品高於詩，說得都很準確。
曼殊自謂「遭世有難言之隱」，這是因為直至在他離開人世時，他還不知他的生身母親是誰？這就是曼殊一生的底蘊。飽受宗族歧視，缺少親情的少年曼殊少小出家，及其「一缽千家飯，孤僧萬里游」的流浪生涯，對於人間溫暖，正如久旱逢甘霖。他所處的時代既是風雨如磐的年代，從小就已愛憎分明的曼殊，自然如魚得水，早早熔入革命洪爐，並是疾惡如仇的實踐者。他的為人，他的才華，處處受到歡迎和愛戴。如果說劉三(季平)和柳亞子常常在經濟上周濟曼殊，孫中山先生無疑也是周濟曼殊的一個。曼殊留學日本時，孫中山先生曾派廖仲凱給曼殊送去二百元銀洋，曼殊得之欣喜若狂，立即大發請貼，宴請親朋好友。當孫先生和廖仲凱接到請貼時，廖仲凱目視孫先生的反映，孫先生笑著說：「這就是曼殊，我們去赴宴，讓他高興高興……」。一天，曼殊聽說同盟會的同志都已發到了津貼，他也去廖仲凱那裡領津貼，廖仲凱想，你又不是盟員！但他對曼殊十分謹慎，沒有拒絕，而是請他且等一下，說著就去請示孫先生。「當然要發，孫先生說：「在我心裡，曼殊早是我們的同志了。」他是在孫先生那裡個別參加的？還是因為先生心裡有他？廖仲凱對這沒有問先生，他當著曼殊面，在同盟會的盟員花名冊上留下曼殊的名字，照發津貼。
曼殊和陳獨秀相識很早，相知也深，他的小說《斷鴻零雁記》就是陳獨秀在他自己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的。曼殊所譯的《慘世界》，曾由仲甫(獨秀)潤色過。和仲甫同事《民國日日報》時期，曼殊開始學做詩，對於詩的聲韻格律，也由仲甫作指導，所以曼殊在《文學因緣》自序中稱「畏友仲子」，並且常有詩畫送給他。在畫的方面，曼殊有題「乙巳泛舟西湖寄懷仲子」，詩的方面，有《過若町有感示仲兄》及《東行別仲兄二首》。
留學日本時期，曼殊在天義報和民報的朋友很多，其中有章太炎、黃季剛、劉申叔、何震、孫少侯、陳陶怡等，最重要的是章太炎和劉申叔。那時太炎主持民報，劉申叔主持天義報，曼殊和劉申叔同住，常和太炎往來。太炎和申叔都是研究佛學的，並是精通梵文者，曼殊頗受他們的影響。他的《梵文典》有太炎和申叔的序。後來申叔變節，太炎在書蘇元瑛事上這樣說：「元瑛諏之，或不同坐。……」此事仲甫也說了話。他說：「申叔把曼殊認作傻子，他們夫婦和端方的關係都不避曼殊，曼殊聽了，卻來告訴仲甫。像這樣的朋友與之訂交而始終不為所污，這點就是曼殊的難能，所謂而不鄰。涅而不滓的就是了。」在學問上，除仲甫外，曼殊和章太炎的關係較深，文字上很得太炎的幫助，這在仲甫的言談中說得很明白：「在日本的時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並不曾好好地教，只由著曼殊去找他愛讀的詩，不管是古人的，是現代的，天天拿來讀，讀了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進步了。」曼殊啃書的勁頭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他竟閉門謝客幾個月，一個人關在小房間裡讀書和做詩。終於從床下捧出一堆詩稿請教太炎，太炎抽出幾首，越讀眼越亮，他把《春雨》那首讀給大家聽：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讀畢，太炎抑制不住喜悅的感情，向著大家說，「曼殊現在寫的詩，無人改得一字了，刻苦呢？天才呢？我曾就此和當代詩家杜宣先生閑談過，八九高齡的杜老說：「刻苦、天才均有之，最最重要的，我看還是因為他的早悟……。」
曼殊在學問上雖然得到章太炎的不少幫助，但他始終不能與太炎成為知心朋友，曼殊很想在與人相處方面向太炎提點意見，但他始終沒有提，他對仲甫說：「看來我和太炎先生還沒有這個緣分……」。曼殊與太炎沒有這種緣分，可知兩者之間只是學問上的關係了。所以曼殊從未向太炎以詩表示過離愁別緒，不像他與其他好友往往詩以寄懷。太平洋日報被封，曼殊逃亡日本，一時十分傷心！他用「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暢已是冰。」向仲甫表達了難以抑制的悲憤。一九零八年黃興湘江起義失敗後，曼殊僻居杭州韜光庵，夜深聞鵑聲，觸發起憂國傷時的感情，由此想到富有正義感的知己劉三，作《西湖韜光庵夜深聞鵑聲柬劉三》，請他前來議論國事。詩云：
劉三舊是多情種，浪蹟湮波又一年。
近日詩腸饒幾許，何妨伴我聽啼鵑。
曼殊多情，但不隨便發泄感情，他的抒情全是有情而抒，且有一定的對象。一九零三年秋，曼殊在日本東京參加中國留學生反抗俄國侵略我國東北的愛國運動，作詩繪畫告別師友湯覺頓，藉以表明決心反帝，勇赴國難的心蹟。湯覺頓名眷，號荷庵，廣東番禺人。一八九七年奉派赴日木橫濱任大同學校漢文教員。是曼殊的老師，後來曼殊在該校兼任繪畫工作，兩人情逾師生。曼殊之表兄林紫垣發現曼殊參加中國留學生的抗俄愛國運動，斷了對曼殊的經濟供給，曼殊不得不棄學回國，准備投身正在興起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臨行作詩繪畫贈別湯覺頓，此即發表在《國民日報》上的《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覺)二首》。
（一）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湮水著浮身。
國民孤憤英雄淚，洒上鮫綃贈故人。
（二）海天龍戰血玄黃，披髮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蓬飄萍泊，浪蹟天涯的曼殊，他的詩稿到處贈送朋友而散落，其中大部刊於報章雜誌，部分為各地友人所珍藏。他死後，上海青浦的南社詩人王德昌，輯有千首曼殊詩，其中有些並非曼殊手筆，柳亞子集曼殊詩八十餘首，每首都是曼殊的。
曼殊是那個時代的，那個時代的文化人的，那個時代的青年人的，那個時代的革命隊伍的。他是有情眾生中的獨特的一個，又是一個獨領風騷的詩人。蘇軾晚年的詩，滌盡硯池脂粉痕，而曼殊，貴就貴在他的脂粉痕。
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
曼殊和百助楓子的愛情，他的愛情詩，是他人格詩格得以升華的基石。他的十章本事詩，幾乎都為百助楓子而作。曼殊在他的《海市蜃樓》中，稱百助楓子為天下美人，妙婉無倫。曼殊贈百助楓子的詩，有為調箏人繪像兩首，調箏人將行屬繪金粉江山圖兩首，與寄調箏人三首，在曼殊剩下的八十餘首遺詩中，百助楓子差不多佔了重要一部分。熊潤桐特別提出曼殊與調箏人一節，他把曼殊之與調箏人，比拜倫之於雅典女郎，因為拜倫的留別雅典女郎，和曼殊之贈與調箏人，都是一往情深，幽絕入骨，為抒情詩的傑作。
一九零九年十一月，曼殊經陶成章舉荐，前往爪哇任教。途經新加坡染疾。為早年英文老師羅弼．莊湘及其女兒雪鴻所勸留。於心煩意亂中。翻閱拜倫詩篇，深感詩人去國離鄉，漂流海上。客死異邦的境況與自已相似，於是寫下此詩以寄意：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篇吊拜倫。
詞客飄篷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
曼殊與拜倫的飄流生涯雖很相似，而兩者的精神歸宿卻是決然不同的。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曼殊和百助楓子這對情人的未能終成眷屬，不能用幸與不幸來表述，曼殊畢竟因為自願出家，而且自覺持受比丘戒，他的「懺盡情禪空色相」，不是造成他與百助楓子愛情悲劇的原因，也不能用常人理念說明這對情人的幸與不幸。依照佛家的觀念，曼殊與百助楓子的愛情，是他們的前生情緣未了。釋迦牟尼的弟子阿難尊者七次還俗，始終得到佛陀博大慈懷的理解和寬容。阿難畢竟證得大乘菩薩的正果。了生死和了塵緣，說的一個意思。一切有情眾生，會從大乘佛法證得真如方便門。阿難修悟實相般若，得了智慧通，曼殊也如此，所以他說；色空本無殊。
曼殊的情緣未了，使他成了出家人中的在家人，在家人中的出家人。曼殊出入酒肆花樓，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同游者說他不過湊湊熱鬧而已。然而他對藝妓百助楓子畢竟動了真情。他和百助楓子雖也有過同床共枕的一夜，但是一宿相安無事。為此百助楓子問曼殊；「大師和我究竟如何」？曼殊說：「我怕達到沸點也」！也許為了成全這個出家人，百助楓子就此遠離曼殊而去。此時曼殊竟在沉淪中悵悵不可終日，等到百助楓子寄來安慰，送來溫暖的春風。曼殊的理智卻在春風中漸漸地蘇醒，漸漸回到他的皈依處。於是一個凡夫在向聖人升華。這時他向百助楓子宣告說：
禪心總被蛾眉妒，佛說原來怨是親。
月雨笠煙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
三十五歲短短一生中，他的作品時時處處顯示僧人的靈魂。他在辭別仲甫時說：「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他和百助楓子久別重逢時卻說「九年面壁空色相，持錫歸來悔悟卿」，百助楓子以身相許時，他說「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他在《斷鴻零雁記》中說，「余乃三堂具足僧也。永不與女子共處…」。他在他的《文學因緣》中說：「西班牙莊湘處士欲以第五女公子妻之，余證法身久，辱命奈何？」說來說去都是說的因為他是出家人，所以在他臨終時候不忘叮囑讓他穿了僧衣走。於是圓瑛大師承認他是阿羅漢，茗山大師更是感嘆不已，他說他在禪堂參悟，而曼殊於妓院得道，若非再來人，何能如此？曼殊的一位南社詩友的挽詩，對曼殊的修持之苦，概括尤為精確：
曼殊本是多情種，一領袈裟鎖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