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国家”与“民族国家”
中国自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便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观念却在近代受到来自西方的质疑。近代西方人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才是近代国家的主要标准。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钱穆对之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他选择从“文化中国”的概念出发，来阐释中国特有的国家发展路径。
钱穆认为，中国并没有西方那么强烈的民族观，中国人更强调文化的作用。他认为，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来。中国古代正是在这种政治与教化的熔铸下，尽人之性而又尽物之性，诸道并行不悖，天下达于太平之境。中国人这种“天下一家”的文化观念，使得中国没有走上西方那种民族国家的道路，这也正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所在。
在钱穆看来，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很早已形成，这一过程可上溯春秋战国时代，下逮秦汉大一统帝国时期，“一个既理想又伟大的民族国家遂在世界人类的历史上开始完成”。中国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早已完成，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民族一直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这与西方构建民族国家的历程大不相同。西方学术主流把民族国家视作近代国家的主要标准，是由于西方前近代的历史正是围绕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而展开的。
中国历史的发展主线既然不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那么如何描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换言之，中国发展的动力何在？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一种文化的演进：“全史之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累积之成绩。”（钱穆《国史大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33页）正如余英时所云，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正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界常用的“国魂”“国粹”“黄帝魂”演变而来（《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钱穆终其一生，都在用学术揭示和捍卫这种“国魂”。
钱穆学贯四部，初由子学入门，壮年偏重考证，中年后以通识宏论显名于世。其范围之广、识见之深、才气之大、文笔之劲，当世罕有伦比。通观其学，他揭示中国文化独特性的热情和抱负一以贯之，他的“中国情怀”（马悦然语）终生未曾稍懈。他认为，写国史必须“确切晓瞭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写出特殊之‘精神’与‘面相’。”（钱穆《国史大纲》，第31页）他所用材料未尝没有瑕疵，他所得结论未尝不无偏激，他的学说在其生前也并不占主流，但他对近代以来弥漫国人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回击，无疑使他成为20世纪最有力度的学者之一，陈寅恪、汤用彤、杨树达等一流学者的嘤鸣友声足以说明这一点。
（作者：杨华 刘耀 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