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者：本馆印行画报两次，蒙海内君子同声许可，购阅者踵趾相接，应接不暇。兹于月之初四日出售第三号，其中绘有李傅相与法使福尼儿议立和约图，并曾袭侯小像，阅者定以先睹为快焉。再，外国典礼，华人罕有见闻，今者马达加斯加国女主举行冠礼，一时仪卫盛陈，万民瞻仰，苟一寓目，不啻身游其国。爰亦增以成图，编入下次第四号画报出售。此布。
中法和议是“时事”，外国典礼则属于“新知”。正像申报馆主人所说的，如此典礼，“华人罕有见闻”。既然如此，借助画报“卧游”，也是一种很好的获取新知的方式。到第四号画报出售，美查大概觉得已经站稳了脚跟，开始将注意力转为如何吸引商家前来刊登广告：
启者：本馆画报业已印行三次，尽有购阅本号而并补购以前数号者，故又添印数千，以仰副诸君雅意。兹于月之十四日发售第四号。此次图后新增告白，诸商号家如有愿登告白者，请即购阅四号画报，便知详细。此布。
从表白刊物宗旨，到如何便利读者，再到兼及时事与新知的编辑策略，最后落实为广告的征集。对前四号画报的介绍，各有重点，且步步为营，至此可算是告一段落。
此后每号画报出版，《申报》上也都有文字介绍，但大多限于本期内容简介，不是太精彩。不过，关于第六号画报的推介文字是个例外。除了上面提及的关于增刊而不添费的特别说明外，还有一大段议论，可看作美查对于画报的整体构想：
书画，韵事也；果报，天理也；劝惩，人力也。本馆印行画报，非徒以笔墨供人玩好。盖寓果报于书画，借书画为劝惩。其事信而有徵，其文浅而易晓，故士夫可读也，下而贩夫牧竖，亦可助科头跣足之倾谈。男子可观也，内而螓首娥眉，自必添妆罢针馀之雅谑。可以陶情淑性，可以触目惊心，事必新奇，意归忠厚。而且外洋新出一器，乍创一物，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立即绘图译说，以备官商采用。既扩见闻，亦资利益，故自开印以至今日，销售日盛一日。
所谓“寓果报于书画，借书画为劝惩”，讲的是宗旨；所谓“其事信而有徵，其文浅而易晓”，说的是手段。至于具体内容，可归为两类，一是时事：“触目惊心，事必新奇”；一是新知：“外洋新出一器，乍创一物，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立即绘图译说，以备官商采用。既扩见闻，亦资利益”。相对来说，“宗旨”和“手段”稍嫌隐晦，需要细心体会方能觉察；读者直接面对的，则是画报的具体内容。创办之初的《点石斋画报》，确实是以“时事”和“新知”作为主打。只是随着美查的离开，以及杂志对于国人趣味的屈从，果报和神怪的故事方才大量浮现。
对于“时事”之强烈关注，乃《点石斋画报》创办的契机，这一点，尊闻阁主人的《点石斋画报缘启》说得很清楚。至于画报传播“新知”的功能，在见所见斋甫的《阅画报书后》中，有极为精彩的发挥：
方今欧洲诸国，共敦辑睦，中国有志富强，师其所长。凡夫制度之新奇与器械之精利者，莫不推诚相示，资我效法，每出一器，悉绘为图。顾当事者得见之，而民间则未之知也。今此报既行，俾天下皆恍然于国家之取法西人者，固自有急其当务者在也。如第一卷美国潜行冰洋之船，与夫法人在越南所用气球，其他又若水电激力之高，巨炮攻城之利，岂非民间未有之观，乍见之而可惊可喜哉。则又不徒以劝戒为事，而欲扩天下人之识见，将遍乎穷乡僻壤而无乎不知也。然则是书之用意，不更深且远耶！
此文以创刊号的《点石斋画报》为例，具体讲解画报之如何有利于传播“新知”。其中有三点意思，值得格外关注：一是将“新知”界定为“制度之新奇与器械之精利者”，而不局限于船坚炮利；二是将官府与民间分开，以民间为主要拟想读者，希望将“新知”推广至“穷乡僻壤”；三是将“扩天下人之识见”，明显放在“以劝戒为事”之上。
对照《点石斋画报缘启》中对于欧西画报的描述，读者很容易发现，尊闻阁主人和见所见斋如出一辙的编辑/阅读思路，确实是渊源有自：“画报盛行泰西，盖取各馆新闻事迹之颖异者，或新出一器，乍见一物，皆为绘图缀说，以徵阅者之信。”
可以这么说，借鉴泰西画报的编辑策略，必然着重采撷新闻与传播新知；至于“寓果报于书画，借书画为劝惩”之类的说法，乃是道地的中国特色。
大致而言，“奇闻”、“果报”、“新知”、“时事”四者，共同构成了《点石斋画报》的主体。相对来说，早期较多关于“新知”的介绍，而后期则因果报应的色彩更浓些。尽管不同时期文化趣味与思想倾向略有变迁，但作为整体的《点石斋画报》，最值得重视的，还是其清晰地映现了晚清“西学东渐”的脚印。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格外关注画报中的“时事”与“新知”，而不是同样占有很大篇幅的“果报”与“奇闻”。
因中法战事的刺激而创办的《点石斋画报》，对“战争风云”、“中外交涉”以及“租界印象”等给予特殊关照，自在情理之中。除了事关国家安危以及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最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还因画报的新闻性质在此类事件的报道中，可以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点石斋画报》存在的十五年间（1884-1898），正是晚期中华帝国的多事之秋。身处“门户开放”的最前线，上海的士绅与民众，自是最能体会、也最为关注与外国列强的接触。不管是关系重大的军事战争、外交谈判、租界协议，还是近在眼前的变动不居的华洋杂处局面，都与上海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到中日甲午海战的悲壮场面以及前因后果，小到租界里某次西兵会操或某领事捉拿赌博的过程，都在画家的笔下得到呈现。在这个意义上，郑振铎称其为“画史”，一点都不过分。
问题在于，当画家使用图像来叙述“时事”时，因表现手段迥异于以文字为媒介的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到底采用何种策略方能奏效。即使暂时不考虑图像与文字之间巨大的张力（这点详见下章），单是叙事角度、评判标准以及欣赏趣味，也都值得仔细斟酌。
不妨就从《点石斋画报》的开篇之作《力攻北宁》（甲一）说起。《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收录有天津杨柳青制作的《刘提督水战得胜图》，同样表现的是1883年法军进犯，黑旗军领袖刘永福领兵于北宁予以痛击的战争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