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幸
最近应邀在国内参加一次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久违此类会议，除宣读论文外，还见到了当年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同学，自有一种故旧相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觉。更可喜的是，看到很多年轻的学者专家，在经学、史学、训诂音韵学方面勤勉努力，出了很多成果，其深度和广度都不让前贤。
近几年，国内的学术研究，不少喜好以耸人听闻的术语名词吸引眼球。“国学大师”几乎成为嚼烂的称号，稍有涉猎中国学问者，即可获得此类头衔。即便受之者推谢再三，也照封不辍。而国学研究所、研究中心也不绝于耳，似乎任何学问，只要佐之以“国学”，便可以立项成名，炫耀于世。甚至还在孩童中提倡国学，有“儿童国学研究”之谓。好像读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就算作进入国学堂奥。当年清华国学门四大导师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我前几年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当今提倡国学就像炒菜，只要媒体的火候，舆论的作料加上去，国学这道菜就炒出来了。现在还是这样的看法。只是我觉得今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别具一格，其内容样样都在研究传统国学，却并不用“国学”字样，觉得主办者的眼光和学术见识不一般。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次传统中国学术讨论会研究的都是国学基本内容，考证的是文献学中的重大问题，例如经学、史学、训诂小学、版本目录等等，但是主办方却避开使用“国学研究”字样，主持人称，因为“国学”一词有被用滥之嫌，他们的宗旨是不去趋炎附势，不去跟风炒作，而是扎扎实实地，在传统中国的学术中耕耘。
真正的国学研究不靠炒作，而是靠耐得住寂寞的恒心，甚至有的学者在出版专著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仍旧孜孜不倦。例如我的文字学老师罗君惕谢世多年，其倾注一生心血的文字训诂专著《说文解字探源》至今无法面世，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国学成就。国学还是会按照自己的学术脉络发展，不会因为社会浮躁而影响它的范围和研究深度。
国学，换言之，就是文字、音韵、训诂、经学、考据、史学考证等等的综合。这些国学中的基本门类，曾经在清朝乾嘉年间盛极一时。中国古代典籍纷繁复杂，地上和地下的典籍资料交相佐证，使得中国古代文献和史料充满误读、误解、误传，从两汉开始，就有为疏通文献而进行的注疏考据，这种注疏考据从文字始，因为传统中国文献并不像今天那样分科细密：今天大学中文系中初分文学和语言两大类，即便是汉语课，还有现代、古代，语言又有语法、文字、语音等。今人已经无法像古人那样，综合学习研究传统中国学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包括了各种史料和文献。即以传统的经学一门，已经包括了历史、语言、哲学、伦理、典章、文化、社会等等学科。而文字也通兼形、音、意三者。古人认为，要读通经典，必须要从识文字始，于是疏通，典籍文字就成为“小学”之根本，后人也以小学作为文字、训诂、音韵的总称。国学从这样的“小学”始，并不以“小学”终。“小学”一门，只是工具而已，运用这一门工具，要解决经学、史学、文献学等等各种疑难问题。虽然乾嘉学派以《说文》四大家名动一时，但是期间更多的文献学家为解决上述问题，在经、史、子、集以及碑版石刻、青铜吉器方面研究大有建树。到了甲骨文字出土、敦煌文献发现，都为国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史料，这也是晚近罗王之学、章黄之学形成的由来。
所以国学并不像有人理解的那样，只要是中国的学问就可以，而是有它的特定含义，那就是运用考证的方法，解决传统文献学中误解、误读的文字、声音、意义、史料错讹、史实订正和发现由此形成的一系列问题。
由于国学是这样一门很专精又很广博的学术，今人已经无法像当年的学者那样，通晓各个门类，成为所谓的“国学大师”。海外自然也有不少汉学家或中国学家，除了个别学者可以包罗多个门类之外，一般而言，他们的专业范围比较狭窄，文学、史学、语言都有，但基本上，守着传统中国学术范围的可称之为“汉学家”，而研究现代汉语或者现代小说的，很难称为“汉学家”。我们希望中国的学术在国际上发扬光大，希望各国学术界重视中国传统学问。但“国学”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名词，目前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只要对国学有一些基本认识，很少会把这个词语用作一门专业来开设本科或研究生课程，这是因为国学的博大精深及其历史演变造成的。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学者特别论及吕思勉先生关于文学的论述，这也是非常出我之意料的，作为史学大家，吕思勉在当代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对古典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如此精深，可见国学研究者的包容度和学术的广度。
国学既如此高深和广博，今人是否就无法探其究竟了？我觉得扎扎实实地从国学的基本知识——文字训诂开始打基础，了解汉字形、音、意三者的演变关系，转而深入研读经史典籍，再试着发现课题，解决问题，应该是国学入门的正道。
（作者系美国圣塔莫妮卡学院现代语言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