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诠释研究对于国学研究的意义
主持人：立足于国学热看经典诠释研究，确实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那么，立足于经典诠释看国学热，中国经典诠释的研究对于国学研究的深入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潘：伽达默尔有个概念叫做“真理的源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自身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困境走不通的时候，就会回到源头再往前走。中国人的经典大概可以算作是我们这个民族形成的源泉。从这个角度讲，当我们遇到诠释困境时，回到经典的阅读和理解确实是非常必要的。朱熹讲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过一段话，他说他从年少的时候就读经典，到他年老的时候还在读那些经典，文字的层面年少时和年老时理解上差异不大，但经典的含义却随着年岁的增长而不断被体会出来。所以他就把重点放在对经典的理解、体会和实践方面了。
廖：在经典的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出土材料固然是一个方面，即使没有出土材料，透过研究仍能发现不少问题。另外，我们对古人思想的逻辑化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比如每部经典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要从繁杂的现象里面把核心的价值提炼出来，这实际上是需要今人做大量的工作的。我刚才讲汉学和宋学，两种“学”都是在做经典诠释的工作，汉学的路子适合打基础，宋学的路子适合发挥义理，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需要。但不能彼此诋毁，而应彼此结合。
张：顺着廖先生讲的再往下思考，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即使大家都通过或者基本上通过了小学的功夫，大家翻译、注释的结果就一定是一样的吗?不是的。美国哲学家奎因曾经专门研究过翻译的完全同一性的不可能性问题。比如两三个语言学家去调查一个原始部落的语言，最后各自做出一个翻译手册来，每一个翻译手册都能把这个部落的语言解释得很好，但是翻译手册之间往往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诠释学的问题。还有我刚才讲到科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科学也是一种诠释，这个通过库恩的工作已经看得很清楚。科学解释世界也要通过范式。尽管如此，科学与经典还是有重大不同的。诠释本身的真理并不排斥别的东西，反而对其它的文化传统有一种尊重，它承认多元局面的事实；科学则绝不承认这一点。科学号称自己发现的是唯一真理，追求的是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而我觉得对于经典教育、人文教育，挑战最大的恰恰是这种科学主义。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典的衰落，都跟科学主义的泛滥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从西医和中医的区别里可以看得出来，中医基本上是代表了经典的传统，很难说是西方意义上的充分实证化、对象化、数量化的科学，它是非常依靠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由于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搞中西医结合，都是以西医的科学观为主导的。
成：我们今天应该怎样面对科学，的确是一个大问题。科学以独立的客观存在作为基本对象，一切科学的理论都是用来彰显、说明这个客观存在的。这里要求排除人的主观意愿，要求对客观存在做出非常准确的预测和精密的、最好是数学式的表达。所以它和诠释学和人文传统是不一样的。但诠释学也曾一度追求这种科学性，如狄尔泰，一直致力于找寻一个人文科学的逻辑。即使是现在，西方学术也仍然存在一种倾向，即要把一切都拿到物理、化学的语言当中，尤其是认知科学，还是用神经学、神经生理学来解释一切现象。奎因本身也是这样想的，他不承认有一个心灵世界，认为心灵只是个字眼，本身没有实质的对象性的意义，它的所谓的意义只能在行为的网络里面来找寻。我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科学对于诠释学究竟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更进一步，现在中国的经典诠释研究是不是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今天中国的经典诠释可以把科学看成人文研究的一个工具，但诠释学还应该考虑到形而上学，考虑到人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很肯定廖教授的观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能忽视器物层面的研究。考古学不能代替哲学，哲学也不能代替考古学。经典诠释要吸收诸如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扎实的功夫，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国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