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孝道的形而上学基础
孝原是本源性的、自然而然的爱亲情感的显现，但是，经过轴心期的观念大转型以后，儒家形而上学建构起来了，便开始为“孝”提供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例如《孝经》便将“孝”看作是“天经、地义、民行”，那么，孝道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什么呢？
孔子率先为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仁性”根基。自从周公制礼作乐，孝道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但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之后，宗法制度的血缘亲亲之情已经逐渐丧失，传统礼制的内在精神已经失落，孝道日益走向式微。同姓的各诸侯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权力展开激烈的争斗，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重建宗法社会的亲和力去正世道人心，实为难能之事，于是孔子转向人人所共有的人心之“仁”，以建立礼乐的内在精神，从而为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人性的根基。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他认为仁爱之心人人有之，而人子爱敬父母是人心之仁的显现，故人人皆能爱敬其父母。孔子“仁”这一核心观念的提出，就从人性的高度为传统孝道奠定了形上基础。
此后孟子以“人性善”来解释“仁”，进一步巩固了儒家孝道思想的人性根基。孔子以“爱”释“仁”，而爱莫大于爱亲，正如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此乃人性自然的理序，是天经地义的，倘不能亲亲，必不能仁民、爱物。一切爱的显现都当以亲亲为“本”，否则，“爱”便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无安顿处。事实上，亲亲、仁民、爱物皆是仁爱之心的显现，程子曰：“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孟子集注·尽心上》[12]）此亲疏之等乃人性本然，天理合当如此，而非人为的差别。
对此，《孝经》也作了阐释：“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圣治章》）不仅如此，《孝经》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完成了儒家关于“孝”观念的形上建构，为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天道的根基。《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经·圣治章》）此表明“孝”乃出于天性，天地万物受天地之气以生，故皆有天性。人禀天地之灵气最多，其不同于禽兽者在于人有仁心仁性。父子之间自然流露出来的爱敬之情就是“孝”，它既是人性，也是天性。“孝”虽然有其人性根基，但也取法于“天地之道”，故《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义，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孝经·三才章》）孝道乃圣人明察天地之象，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合天、地、人三才一贯之道，而定民行之则。由此可见，《孝经》将“孝”提升到了天道的高度，而天道在传统儒家形而上学的思想中就是那个作为唯一绝对的存在者的形上本体。
至此，孝道获得了人性本体的地位。“孝”作为形上之本体，为一切伦理道德规范奠基，套用《论语》的一句话就是：人而不孝，如礼何；人而不孝，如乐何。总的来说，儒家孝道思想的形上基础，是天道与人性的统合，不仅内通人性，而且上通天道，这就是儒家孝道思想的形上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