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韵
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向来不安分，他的名字在英国乐评界早已成了争议的同义词。他有着灵敏的嗅觉和犀利的洞察力，一感觉风吹草动便立刻准备出手。他通过《谁杀了古典音乐》、《大师神话》、《大师，杰作与疯狂》这三部曲将古典音乐产业中的演出经纪、录音公司内幕细细数来，一时间树敌无数，毁誉参半。
今年老莱六十岁，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应该退休养老了，但他依然精力充沛满世界跑。他在卡塔尔听完一场下午音乐会便直接奔赴机场来上海参加“亚太地区交响乐团联盟论坛”，傍晚一个短暂酒会的觥筹交错之间，他已经打听到了无数八卦。对记者来说，采访老莱的一大好处就是，你绝对不用担心他说话太少。
先说说您是怎么走上批评家道路的吧。
诺曼：我最早在电视台工作。你知道，在英国的电视台工作不需要很聪明，有一点才干就很容易得到提升，我二十九岁就已经做到高级制片人了。这个时候我开始考虑，是下半辈子继续做同一份无聊的工作，还是另外找点刺激的活儿干呢？那是1977年3月26日的晚上，我正在香港出差，百无聊赖中打开电视一个台一个台翻，突然，我看到北京电视台在播放中国乐团演奏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那天是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回到英国以后，我开始思索许多关于音乐的问题。我想知道答案，于是开始查资料，让我失望的是，当时的音乐出版物完全被学院垄断了，书里尽是些作品分析、技术分析那一套术语系统，音乐与社会的关系、音乐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之类的问题则完全没有。我想知道古典音乐是怎样成为一种产业的，它内部怎样运作，大师是怎样成为大师的，艺术与金钱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让我着迷，于是我立刻辞掉了电视台的工作，成了一个专职作家。
当时我很年轻，很好奇，又是圈外人，所以当我开始打听后台八卦时，人们很乐意告诉我内情，于是我挖到了很多内幕，收集了写作素材。那个时候的英国报纸，头几版都是国内外大事，艺术、文化版被放在很后面甚至不起眼的角落，我可以说，是我改变了这种情况。我的艺术专栏引起了很多关注，总是放在报纸的前三版。
您在《谁杀了古典音乐》和《大师神话》两本书中揭了很多人的老底，曝光了很多肮脏交易，肯定得罪了不少人吧？
诺曼：是的。但说到底我是圈外人，我并不怕得罪他们。这些事情只有靠圈外人来揭露，圈子里的人都心知肚明，但谁也不说，最后那些脏事儿就慢慢被掩盖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搞什么灰色交易的时候当心点，有人在盯着呢。
您在揭内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底线？比如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诺曼：没有底线，也没有什么不能写。但是所有听来的小道消息我都会去查证，起码得有三种不同来源同时证明的消息才算可靠。
如果给您提供消息的人要求您不要写，您会怎样处理？
诺曼：我会问清楚他或她是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担心，如果是担心消息公开以后会对自己的饭碗有影响，我会通过其他渠道打听，保证写出来以后别人看不出来是他或她提供的消息。但是我对线人有很严格的要求，如果他或她对我撒一次小谎，我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如果第二次撒谎，我就再也不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有评论说您的名字就是争议的同义词，您的确发表过很多劲爆的观点，比如莫扎特二百五十周年诞辰时您说“太多莫扎特让我恶心”、今年卡拉扬诞辰一百周年您又说他的野心和权力欲毁了古典音乐……您是故意这样做的吗？
诺曼：倒也不能说是故意的，当然我也承认负面批评会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我对古典音乐产业有我自己的观点，对它的发展有我自己的判断，我希望它能发展得更好，所以有时候批评也会特别严厉。比如莫扎特二百五十年的那些庆祝活动完全是商业化的，为了推动萨尔茨堡的旅游业，还有唱片公司趁机兜售一百八十张CD的莫扎特作品全集，事实上莫扎特写了六百多部作品，值得听的也就一二十部，哪里用得着一百八十张CD。二百五十周年庆不过是很多人赚钱的幌子而已。卡拉扬更糟，他一个人独霸了古典乐坛那么久，全世界最好的乐团、歌剧院、唱片公司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中，最后大家能看到能听到的都是卡拉扬的声音；而他则可以借机提价，把古典音乐搞成了贵族和有钱人才能享用的玩意儿。今年一百周年庆祝活动的背后推手也就是唱片公司和他的家属。
那么您批评别人的时候害怕犯错吗？担心打官司吗？
诺曼：如果我的文章里有事实错误，会立刻在下期报纸上登更正启事。至于观点是对是错，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伟大的乐评家哈罗德·勋伯格对伯恩斯坦、古尔德的恶评没什么道理，但我依然很崇拜他；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你的观点是对是错，而在于你是否能够表达你的观点。至于打官司，可能对写评论的人来说是家常便饭吧，你触及了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后果。
您最近在专栏里批评了老朋友捷吉耶夫，他会生气吗？如果是中国人，一定会说您对我有意见应该私下交流，不应该写到报纸上去。
诺曼：我写完文章后还没碰见过他，所以不知道他的反应。但我觉得真正的朋友是开诚布公的，没有什么不能放在台面上说。如果他因为我说了实话而生我的气甚至跟我绝交，我也不会觉得难过，只能证明他不值得做朋友。柏林爱乐的西蒙·拉特尔早就不跟我说话了，因为我批评过他很多次；但是洛林·马泽尔好像还可以，尽管我一直揪着他的高额出场费不放。
您发表了唱片业已死的评论之后，DG、EMI这些大品牌还会给您送最新唱片吗？
诺曼：当然，一直都送。但是他们别指望用送唱片的方式来让我说好话。当然他们肯定也明白，坏评论比没有评论还是要好。不过最新的消息是，环球唱片公司现在打算兼做艺人经纪公司了，他们从IMG经纪公司挖了几位得力干将，带来了一批现在正当红的古典明星比如俄罗斯女高音安娜·涅翠布柯等等。也许是因为他们心底里也同意我的唱片业已死的观点，所以才会考虑转型吧。
全球报业现在似乎都陷入了困境，您写专栏的《旗帜晚报》状况如何？
诺曼：《旗帜晚报》的发行量有二十多万份，和《卫报》差不多。现在大环境的确不太好，广告下滑得厉害，还有几份免费报纸在和你竞争。但是要知道，伦敦已经有快半个世纪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关门了。我觉得报业还远远没有走到终点，人们还是相信白纸黑字的新闻，我给你举两个例子：最近经济危机，报纸销量不跌反涨，因为人们每天上班先盯着电脑看各种经济行情，但只有等到他们看见那些数据出现在报纸上，才会相信那是真的！报纸可能没有网络消息快，但是要可靠得多。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可能都不相信，那是2002年世界杯的一场英国对阿根廷的足球赛，因为我们两国在八十年代打过仗、有各种矛盾，所以球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当时伦敦街上空空，连餐馆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后来球赛当天的报纸被抢购一空，为什么？人们已经看了实况转播，但是仍然不敢相信英国真的赢了，他们一定要亲眼看到报上的消息才能相信那是真的！这就是报纸的魅力。
不过话说回来，报纸的魅力也是源于专业的新闻报道。我以前做报纸的时候，可以为了调查一个事件花上一个月甚至更长，现在的记者薪水低、压力大，有时候三天就得写一个大报道，所以质量不如以前了。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人如果想当好记者得有个好爸爸或者找个有钱的丈夫或妻子。
目前的伦敦有七份日报和许多免费报纸，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得努力工作，给读者一个买你报纸的理由；同时这种竞争也很健康，是独立评论诞生的土壤，同样报道一件事情、评论一本书或一场音乐会，每家报纸发出的声音都不同，这可不是什么企业、出版社、经纪公司给个红包就能搞定的。
英国人的阅读率还是很高的。
诺曼：是的。我每次乘地铁的时候，都会观察周围的人。据我粗略地估计，十分之四的人在看书（不管是傻傻的浪漫故事还是其他什么通俗读物），十分之三的人在看报纸、杂志，还有十分之三的人在看电脑、打游戏或者睡觉。地铁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会让人感到压抑，如果有一本书，就能让你暂时逃离，忘掉周围的时间和空间。
《纽约时报》提倡所谓客观报道，您怎么看？
诺曼：《纽约时报》是份糟糕透顶的报纸。因为在纽约没有什么竞争，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去挖掘新闻，总是谨小慎微，生怕犯错。当年我提前两个星期披露了洛林·马泽尔即将接手纽约爱乐乐团的消息，而《纽约时报》居然一直等到马泽尔上任的前一天，接到正式的媒体新闻稿时才发了新闻。反正他们很不喜欢我，一有机会就攻击我；而当我每次被《纽约时报》攻击时，就会暗自庆祝：我肯定又说对了！
另外，我一直说，美国人所谓的“政治正确”简直谋杀了言论自由。有一次我批评了马友友与一帮“山地”朋友录的唱片，立刻有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科教授攻击我“污蔑人”。我回答他说“山地音乐”的确是一种美国白人的乡村乐，我要批评的是马友友作为一个古典大提琴独奏家不应该成天跟民谣乐手混在一起。那教授恶狠狠地挤出一句：“你这是精英主义。”他找到了“政治正确”词典中最丑陋的一个。我做的不过是区分高级的音乐和低级的音乐、好的音乐和坏的音乐，他说：“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你这样是歧视，是法西斯主义！”我只好耸耸肩，如果一个评论者不区分好坏，那评论到底从何说起呢？
美国的艺术评论不允许提及艺术家的肥胖、种族、性取向，我见过一个超肥的女高音被两个男中音推上舞台演唱马勒《第八交响曲》，而第二天的报纸评论只字不提这种骇人景象。是评论者想表现得有礼貌，还是编辑把如实的报道删去了？这也能叫客观吗？
《纽约时报》的艺术版堪称政治正确的最高法院，他们有明确规定不能提及艺术家的“性偏好”——除非该对象已经“出柜”并且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女同性恋更是绝对不能碰的话题。报纸上不会出现任何关于女独奏家、女指挥家与同性爱人生活的描述，因为这会引起人们的过度关注。我能理解在社会生活中强调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但如果艺术评论也要依此标准，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坚持独立性谈何容易啊。
诺曼：如果没有一种公共对话的悠久传统，是很难凭空产生独立评论的。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就有公共对话的传统，如果再往前追溯，还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近代欧洲还有咖啡馆文化，文人、知识分子喜欢聚集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催生了很多鲜活的思想。诗人彼得·艾腾伯格（Peter Altenberg）每天在中央咖啡馆（Café Central）写作，穷困潦倒的流放者列夫·托洛茨基可以七年如一日在中央咖啡馆策划革命，维也纳的格林斯坦咖啡馆也总是与阿瑟·施尼茨勒、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和卡尔·克劳斯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总之，公共空间和对话是孕育独立评论的土壤。
您的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诺曼：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十二到十三个小时。我大概平均两年出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花百分之六十的精力写作，百分之三十的精力做广播，百分之十的精力做电视节目。这种多样化的工作是很奢侈的，而且我可以自由安排时间。
为什么做电视节目的时间这么少呢？
诺曼：首先，电视节目的制作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个人的独立意见到最后总是有一定的妥协，出来的成品肯定是折中的产物。其次，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视是个谎言。它总是先让人们看见图像，然后围绕这些图像去包装内容，任何对播放效果有影响的镜头都会被删去，最后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完美的谎言。所以我对做电视节目有严格的要求，我只做现场节目，而且编辑流程中的任何改动都需要得到我的同意，以确保最大限度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