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拍电视剧《红楼梦》以及“红楼梦中人”的大型选秀，近来人们一直众说纷纭。在选秀中，一些选手由于没有完整地读过原著所暴露出来的文化盲点，更让人对重拍“红楼”的成败深感担忧。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究竟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它为何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经典之名？83岁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日前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拍出《红楼梦》中的多层含义是很难的
问:您对重拍电视剧《红楼梦》及其选秀活动怎么看？对当年王扶林拍的《红楼梦》您是如何评价的？拍《红楼梦》比较难的地方是什么？
冯其庸:这次重拍“红楼”，创作班子老早就请我去当顾问。我跟他们声明了我当顾问的条件:重拍《红楼梦》一定要尊重原著。因为《红楼梦》是一部世界闻名的经典著作，你必须认认真真来对待它，不能随意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当年王扶林拍《红楼梦》不是这种海选，是到全国各地物色人选，把看中了的演员集中在北京培训，我也去讲过课。他那次选演员基本是成功的，尤其是邓婕演的王熙凤。当然，那个时期也有不足的地方，后四十回的部分用了当时一部分同志研究的成果，研究成果当然是珍贵的，但它还未被社会广泛地接受，因此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这次可能还是要参照原来流行的后四十回来拍，因为《红楼梦》120回的本子毕竟流行了这么长时期了，经过了考验了。当然前后确实存在矛盾，要协调很困难，但是可以避开。我现在不放心的是，这次重拍本子最终究竟是什么样子？到现在没看到，还是悬念。我觉得，《红楼梦》这部书确实是很难拍的，比《水浒传》、《三国演义》不知要难拍多少倍。因为《水浒》也好，《三国演义》也好，故事都是摆在面上的。而《红楼梦》的语言背后往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你怎么拍出来啊？比如书中说到元妃省亲，元妃在省亲别墅里看到张灯结彩、豪华得不得了，她就说:“啊呀，你们太奢华了，太靡费了，下次我再来千万不能这样了！”在这句话的表面意思下，实际上是埋藏了作者对现实的批评。另外《红楼梦》的表现手法很特殊，既是写实的也有虚幻的，即“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是希望人们通过书中表面的故事，去了解他的辛酸经历。一部电视剧《红楼梦》，要把书中多层含义拍出来是很难的，所以不能苛求导演，也不能苛求演员。但一定要拍得有深度，把《红楼梦》的基本精神拍出来，让观众看起来是尊重原著的。因为只有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气氛、社会条件下，才会产生《红楼梦》这种悲剧。
歪曲《红楼梦》就等于糟踏《红楼梦》
问:关于《红楼梦》，学术上一直争论不断，您更认同哪种观点？
冯其庸:过去对《红楼梦》的认识，多数人都停留在是写曹雪芹家庭的败落。像胡适当年就认为，是写一个富家大户的坐吃山空。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上，认为《红楼梦》对封建社会批判得很深刻，可是作家的理想没有反映出来。但是李希凡、蓝翎他们写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就不一样了，提出来贾宝玉、林黛玉是两个新人，是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内涵的人物。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准确的。因为《红楼梦》的时代在欧洲已经是工业革命时代了，乾隆二十五年前后瓦特的蒸汽机在英国已经普遍使用、西方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了，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对世界的变化还没那么敏感，但在封建经济的内部实际上也已经孳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所以我认为虽然《红楼梦》里有很多情节隐含着作者的家史，但决不仅仅是曹家的家史，更不是曹雪芹的自传，全面准确地说，它是对康、雍、乾时代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妇女问题的、社会习俗的等各个方面的集中反映。
问: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宝黛钗的看法也在变？
冯其庸:谈这三个人，首先要站在作者的角度，曹雪芹是写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贾宝玉是一种真正叛逆的性格，林黛玉也是一种叛逆的性格，他们对当时的现实社会，包括封建的政治、封建的考试制度、封建的礼教都不赞成，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主张要自己选择。薛宝钗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女性，她是完全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一个女性。很多人不喜欢林黛玉，觉得她脾气大，太难弄了，喜欢薛宝钗的随和。但薛宝钗的随和完全是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是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她对谁都是从。《红楼梦》里有一句描写薛宝钗的话很重要，“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话看上去挺好，其实这个句子要倒过来才符合薛宝钗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任是动人也无情”——不管她怎么热情、怎么随和，但是到头来她是无情的。实际上作者对这三个人物是有倾向性的，他是站在进步思想一边的。《红楼梦》这部书有它特殊的进步意义，你歪曲了它就等于糟踏了它；只有准确地理解它，你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没有传统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根
问:是什么原因让您且用大半辈子来研究《红楼梦》？
冯其庸:1954年我30岁时到北京工作，正碰上批判俞平伯写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我就开始认真地读《红楼梦》，可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我认真读《红楼梦》的阶段。等到“文革”，我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体会《红楼梦》。我因为在文学史课上也讲《红楼梦》，所以被抄了家，《红楼梦》也被抄走了，并作为黄色书陈列展览。我非常气愤，又怕这部书被他们烧了将来没有了，就决定抄一本。我托朋友到图书馆借了一部庚辰本《红楼梦》，每天夜里大家都睡了，我就偷偷地抄。抄了将近一年，1970年被下放到干校前终于抄完。经过这次抄《红楼梦》及经历了“文革”风雨，我对《红楼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还写了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到了1975年，中央提倡学习毛主席对《红楼梦》发表的讲话，我从干校出来，被调到市委的写作班子，写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我负责写三章:曹雪芹的家史、《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两百年来围绕《红楼梦》的斗争。写完以后，我回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去参加编写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的后面部分，没多久又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的《红楼梦》校订组，跟李希凡还有许多位从本市和外地调来的红学研究者，一起进行《红楼梦》的校订注释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进入了认真研究《红楼梦》的阶段，一直到现在。
问:现在很多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似乎更喜欢接受外来文化？
冯其庸:这不能怪孩子们。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西洋的东西接触得少，传统的东西接触得多。现在年轻人接触的面很广，有些东西挡是挡不住的，因为年轻人觉得新鲜。但是我们应该让他们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因为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思想和文化的根本。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精华，是我们这个民族顶天立地的柱子，是我们强大的精神长城，也是我们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原动力。没有了她，一个民族就没有了扎根大地永不可拔的根。所以作为中国人，应该有一种基本的文化因素在里边。不管你是在哪个领域工作或者生活，传统文化都会给你更多的联想和启示。这种修养让人不肤浅、不浮躁，也会更优雅。如果此次通过重拍《红楼梦》和选秀活动，能掀起一轮“国学”热，那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
冯其庸，192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1948年从无锡国专毕业，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现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主要著作:《曹雪芹家世新考》、《石头记脂本研究》、《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剪烛集》。主编《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共三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