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
对“文化身份”我们很难下一个学理上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描述性的表达。我觉得学术研究者应该归类到知识分子这一大类，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者”，其和普通老百姓（比如和工人、农民），和官员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者”应该至少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质（特点）：第一，献身学术，自觉追求学问；第二，不盲从迷信，坚持独立思考；第三，有担当精神，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陈平原曾经提出“人间情怀”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保有“人间情怀”就是能自觉、主动去关心时代，关心社会）;第四，追求理想，追求梦想。
如果按照上述四个要素（特质）来看我们今天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不少知识分子（“学术研究者”）的现状，我认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错位现象，就是文化身份的认同异化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发生了错位。据我的观察，学术研究者的文化身份的错位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由献身学术、自觉追求学问错位为努力（甚至可以说是一门心思）追求管理界批发（即行政审批）的种种标签。诸如什么“人才工程”、“基地”、“团队”、“项目”、“中心”等等。其实还是那几个人、还是做那些事情，一旦获得了学术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批发的某种标签，就顿时身价百倍，不但金钱多了，而且地位也大大提高。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现在经济是越来越市场化，而学术和高等教育的管理则是越来越计划化、越来越行政审批化。本人作为高校管理者的一员，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明知毫无意义，明知是瞎折腾，明知荒唐得很，可是为了学校的利益还是要拼命地去搞、去争，因为谁如果不去搞、不去争就是死路一条。这种情况下，特别让人觉得北岛的诗句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说得好。现在许多人追求的已经不是真正的学问了，而是追求管理界所批发的标签和由此带来的利益，这就是错位。当然也有少数有识之士没有错位。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大学做副校长，他攻读了博士学位以后对我说，他觉得他读博士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什么叫做学问，他认为自己难于做出真正的学问（有创造性的学问），更不愿意随波逐流去追求那些学术“标签”，因此从此放弃做学问。我听了很为感动和感慨，我认为他这不是消极，他是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学问，他对学问抱有真诚的敬畏之心，为了学问以外的东西（比如各种“标签”）去做那些所谓的学问不如不做。
第二，由独立思考错位为人云亦云。现在的学术研究者是“项目化生存时代”，有项目就有一切，所以许多学术研究者不再（也不需要）独立思考，一门心思钻研课题指南、研习申报表样品、猜度评委的嗜好。有某高校科研管理负责人在会上向本校的科研项目申报者说：我们要预测（估计）有哪些人当评委，我们要先看他们的科研成果（著作、论文等），要深入理解他们的观点，要揣度他们的嗜好，我们要在课题申报材料中尽可能引用他们的“语录”，要投其所好。这就是说不要（不用）独立思考，而是要人云亦云，尽力追赶潮流、时俗；甚至可以说越是独立思考越不行。我想，“钱学森之问”提出为什么当代缺少学术大师，缺少独立思考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由有担当精神错位于随波逐流。担当精神就是要自觉做社会的良知，甚至要有挽狂澜于即倒的勇气和毅力；现在不少人却错位为随波逐流了，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随心所欲不逾轨了。现在许多的学术研究者已经渐渐适应（或者说是完全适应）了当今学术管理的潮流和游戏规则，许多人是其中的受益者、得利者、甚至是飞黄腾达者。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假如真的一些“计划学术”、“审批学术”、“政绩学术”、学术研究的“指标化”“项目化”彻底取消了，可能我们的许多的学术研究者会很不适应、会很失落、会觉得无所事事了。我们的许多的学术研究者已经被锻造到了这种境地，其实是十分可怕和可悲的。
第四，由追求理想错位为急功近利。现在的不少学术研究者已经没有了追求理想、追求梦想的兴趣和耐心，整天想的是怎么想方设法（甚至是不择手段）尽快弄到更多、更高级别的项目、课题、奖项、经费等等。学术研究者的急功近利是谁逼的呢？就是疯狂的、甚至可以说是可恶的学术评价机制。笔者在《谁在推动学术评价走向疯狂》一文中写道：“是谁在推动学术评价走向疯狂呢？笔者经过认真、长期、细致的观察、调查、分析，发现主要是下面三股势力或称三方面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遗余力地推动学术评价走向发疯发狂。这三方面的利益集团就是学术评价机构、学术管理界、学术‘掮客’。”
（作者为湖南理工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