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尧，1984年生于湖北红安。初中时期迷恋武侠小说，师从《现代汉语词典》。17岁时因不满应试教育制度而退学，后到北京从事编辑工作。21岁担任《财经时报》封面报道记者，期间因独立打造《中国作家富豪榜》而闻名。2008年推出文化名家高端访谈《怀尧访谈录》，影响力日盛；即将推出《新青年》杂志书。
他并不愿意把这一行为称为向五四那一代精神光芒的致敬或回归，但是无可避免地让人产生这种联想——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随后改名《新青年》，矢志唤醒国内青年，摧毁死气沉沉的旧传统。这份最高发行量不过16000份的杂志，却产生了比任何庞大的公司都更加深远的影响。
现在，吴怀尧，这位以独立制作《中国作家富豪榜》而名动江湖的年轻人，在回想这一段历史时，是否会激动得浑身颤抖？我们无从想象，但是他显然对此兴味盎然。
80后一代
从出生日期上看，吴怀尧是一个典型的80后。90年代初，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阵忽然很流行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接下来，中部地区的县城里，也能听到港台歌星飘忽或热烈的歌声。奇装异服依然是容易招来白眼和指指点点的，但是这么尝试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被视为坏学生。所有的孩子都被要求加入少年先锋队，班干部会每天检查红领巾有没有系好。
上了中学，“五四”是一个学年中重要的节日，新发展的共青团员会在这一天宣誓，有时候，还会有各种纪念仪式。那时候，这个节日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沦为黄金周中的一个消费日。历史课上，关于五四的论述必须被牢牢记住，它经常是考试中重要的考点。
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吴怀尧见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房屋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汽车和商场的数量也在过去20多年里有了惊人的增长，互联网甚至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与好莱坞大片和有线电视一起接踵而至。
在这一代人中，大多数人知道五四，知道火烧赵家楼，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却不知道在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怎样的风云变幻，救亡与启蒙曾经怎样交织碰撞，为以后的历史进程埋下了怎样的伏笔。而北大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雕塑，被戏谑地解释为“科学顶个球，民主连个球也不顶”。
这一代人，与“五四”相去渺茫，年岁久远。但是吴怀尧相信，“新青年”总是常新的。
新青年最有力量
吴怀尧说，办《新青年》的想法产生在三五个月前，那时候仅仅想办一份“不太一样”的杂志，有趣而不乏深度，“给有梦想有担当的人看”。在他和出版社反复讨论杂志的名字时，吴怀尧考虑再三说，就叫《新青年》吧，于是就这么定了。
如果顺利的话，这份主要由访谈、专栏、沙龙构成，注重思想性和趣味性的杂志，将在本月内面世。有媒体报道说，该书尚未出版，就已经获得众多文化界名家的力挺，专栏部分目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精英分子，这些人在年轻人中，大多有着广阔的影响力，如文化界的“南朱北何”(朱大可与何三坡)、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于坚、短篇小说圣手张万新、《陈寅恪与傅斯年》作者岳南、画界陈丹青等各个年龄段的名家。
吴怀尧笑称这种云集叫做“仙客来居”。在吴怀尧看来，杂志将是“新青年”发言的一个平台。“它将是开放的，提供给青年读者思维和阅读的乐趣。”吴怀尧说，“今天代表着时代精神的青年，就我所见所知，不少人或沉溺于网络游戏的刀光剑影，或钻进校园门口的高级轿车，更极端的，从大学的高楼上纵身扔下自己的生命。大学生就业难更是成了社会现象，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和当代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的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的稀缺息息相关。希望《新青年》可以让他们更乐观有主见，视野开阔，可以轻松穿透话语的硝烟与物质消费的迷雾，不再怨天尤人，而是奋勇进取。”
在最近完成的一份封面设计方案中，“新青年”三个字直接取自90年前那份刊物，一只文字组成的拳头，在白色背景中攥紧，仿佛随时准备击碎一切挑衅。吴怀尧对这份设计感到满意：“干净、简洁、有力量。”他又补充一句：“新青年，最有力量。”
专访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东莞时报：办《新青年》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吴怀尧：最初的想法，就是想为现在做的《怀尧访谈录》创造另一个载体，可以更丰富。后来就想，有没有可能让更多的声音出现，提供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后来就用“新青年”这个名字，其实是创刊的意思，也有复刊的意味。它的关键词仍然是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
东莞时报：你曾经说过，这份杂志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些80后们所创办的杂志都不一样，那么这份杂志的精神气度，在你的设想中应该是怎样的？
吴怀尧：这里会有朱大可、陈丹青、何三坡等一批思想者把酒论剑，也会致力于发现和推荐新锐的思想者，当你翻开这本杂志的时候，不会遭遇说教和卖弄，而是一群有良知有胆识的文化人在展现他们看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而且趣味横生。他们出现在杂志页面上的时候，陈丹青就是陈丹青，不是著名画家陈丹青；朱大可就是朱大可，不是某某大学教授朱大可。他们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带任何外在的虚名和头衔。
东莞时报：你所希望的读者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吴怀尧：如果非要用年龄来划分，我希望他们是40岁以下的人。总的来说，《新青年》的读者，应该是有梦想有担当的人。有梦想，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做自己喜欢的事，做他愿意做，而且感到乐趣的事；有担当，就是不推卸应该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个体，不放弃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新青年不是一个年龄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所有具备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人，都可以称为新青年。
东莞时报：从这份杂志提倡的价值观来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当下的年轻人，依然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吴怀尧：当然，年轻人还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他们要听到更多引以为知己的声音。世界如此丰富多彩，而我们的教育却造成一代人的思维单一，凡事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对了就通过，不对就打叉，你就是差生。整个儿教育就是让一个人学习规矩的过程，渴了不能喝水，尿急不能上厕所。现在很多大学生焦虑茫然甚至自杀，前几天，武大一个博士论文通不过也自杀，教育的弊病让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答不对就觉得没有希望，这很可怕。
东莞时报：你是1984年生人，作为一个80后，你对五四是怎么看的？
吴怀尧：那时候青年的困惑与悲哀在于，列强环伺，国家民族有被征服的危险，于是当时的新青年致力于反对传统的东西，将外来的思想嫁接进来，成为一种思想潮流，这是无可厚非的。这些思想唤醒了一代人的奋斗，体现了一代人的担当。现在90年过去了，新一代年轻人的问题在哪里呢？如果说90年前是有被征服的危险，那么现在却是主动的臣服，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90年前，年轻人从国外请了一根树杈，嫁接在中国这棵古树上，让它焕发生机，现在，很多人成了这一根树杈上的飞絮，找不到方向和根本。
东莞时报：臣服的不是外国文化，而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拜物教。
吴怀尧：也有这样的因素，物质统治了很多人的心灵，名利成为成功的标准，这让一代年轻人感到焦虑，容易消极、悲观，甚至盲目、短视、狭隘。他们不愿意相信，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做有乐趣的事，就是一种成就，不愿意把人生的价值视为内心丰富和积极乐观。
东莞时报：你对80后这一代年轻人是怎么看的？
吴怀尧：这是被挟裹的一辈人。应试教育需要的是背书和服从，让他们相信世界只有一种标准答案，而90年代的经济挂帅则让其中很多人对人生的价值判断趋向同一，于是大家一窝蜂地去追求财富和名声，追求安逸，并把这些作为成功的评判标准。就像电影院里，第一排人站起来，后面的人为了看清前面发生了什么，也只好跟着站起来，结果大家都不舒服，却都坐不下去。直到现在为止，大多数80后还是在一个迷茫的状态，而这一辈人中，有许多已经年近而立之年。十年之内，成千上万的人又会出生，现在至少一半是25岁以上了吧，面临各种生活的压力，疲于奔波劳碌，精神上的追求越来越远。在这个群体中，本该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更多的人为人所知，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引领一代风潮。它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
东莞时报：你的《新青年》是希望做到某种唤醒的作用么——就像当年陈独秀的《新青年》？
吴怀尧：这只是一种主观的努力，把自己的事做好，如果没有先行者，就把自己作为标杆，不断去超越。一个年轻人，有能力去承担，去呐喊的时候，不这么做，是一种遗憾。
东莞时报：你在做《新青年》的新闻近日已经成为众多网站和论坛的热门话题，尽管有文化界名家力挺，但也不乏质疑，前几日你在参加湖南卫视《零点锋云》栏目，就遇到一位教授泼冷水，我想知道，这种负面的言论，是否会影响你做事的决心呢？
吴怀尧：哈哈，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个书柜的话何足道哉！
(文章据《东莞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