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
20日下午，我受朋友之邀在北京的“老故事餐吧”见到了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傅先生刚刚从机场赶来，他是当日早上从台湾动身的。我是去年去的台湾，深知由台湾到北京的路途劳顿。但与傅先生见面后，我没看到他有任何倦意。
傅佩荣是不是国学大师？在没见他之前，笔者确实不知，也可能是孤陋寡闻。傅先生说：台湾没有过像大陆这样的国学热。我不知台湾是否把傅先生也称为“国学大师”，他在台湾是台大的哲学教授，也可称得上台湾的著名哲学家。但大陆称他为国学大师，我看他也欣然接受，想必他就是吧。
时下的“国学热”，在笔者看来多是商业行为。国学是什么？就是四书五经？
年初，我的一个朋友搞了一次国学讲座，请的是慧曼法师主讲，听者绝大部分都是商人，不是企业的大老板，就是总经理什么的，最不济的也是副总经理，而且大都是来自民营企业。慧曼法师演讲的主题是：寺庙的丛林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我只是对这样一个新鲜的话题感兴趣，所以就跑去了。慧曼法师演讲前，主持讲座的朋友非让我先讲讲，说是代表主办方祝词。
我讲的大意是：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很高兴，祝词谈不上，但愿意和大家交流。有些现象联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目前是国学热———前一段的易中天；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王朔自己也说在读《金刚经》，并从中找到他自己要找到的东西；还有电视片《大国崛起》的热播……有人说，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崛起，必须要先从文化上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关键是中华文化的复兴。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衷。国学的说法笔者认为不太准确，其实质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根”。中国文化的“根”，很显然是从《易经》、《论语》、《老子》、《庄子》中演变而来。另外，佛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大。《易经》、《论语》、《庄子》等典籍，包括佛学，在笔者看来都是哲学，研究的都是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南怀瑾老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什么？就是“道”。“道”是什么？在笔者看来“道”也是哲学。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说还没找到“道”，或者说还没入“道”。我们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更是没入“道”。而现在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让我们从中感受到都是在靠近“道”的本质。而从传统文化中能寻找的是什
么，这个“根”又是什么？可以说，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确立了适合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
在与傅佩荣见面时得知，他在21日、22日两天到北大演讲，听者都是企业界的领袖，有200多人。很显然，听众都是商人。傅先生向国内这些商人讲了什么，笔者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商人是看着“国学大师”的身份来听的。
商人能从国学里找到什么呢？改革开放初期，不知有多少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仿佛谁要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谁就是保守势力，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最典型的就是《河殇》，一切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黄河文明导致中国的落后和闭关锁国，崇尚海洋文化和蓝色文明才能实现现代化。可如今，国人又热衷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国学热，在笔者看来是人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从而入“道”。而商人也要找到“义与利”的和谐，靠近“道”，或是与“道”近些。就如我们先知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才注重他的《道德情操论》，而其实斯密是《道德情操论》在前，《国富论》在后，逻辑上，《道德情操论》其实是《国富论》的基础和前提。而今，我们热衷于追寻几千年前的“根”，可能就如认识亚当·斯密一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