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个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坚韧负重的纪录。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因为著者是有大成就的近代历史学者，也因为这位学者在书中无保留地讲了真心话。”
这是杨振宁先生的评价。杨先生与何先生是级友，同一年考上清华留美公费生。杨先生的评论有相当分量，而我只能就我读书的感受，发一些浅见。
这真是一部出自大史家之手的回忆录。何先生似乎也颇有些胡适之的“历史癖”，全书史料翔实，披露许多当年的资料，足为文化史家征引采用。而作为一部回忆录，笔触又极细腻，往往在轻描淡写之中，含有不尽的言外之情。何先生淡淡的述说，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经历烈火淬金的大时代的大史家，如何的淡定。
何炳棣先生是清华的十级（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1934年入学，亲历西南联大，真真是老校友了。1944年何先生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他曾于1975-1976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是名满天下的历史学家。
《读史阅世六十年》分上下篇，二十章。先后记述家世、小学、中学以及先后在山大、清华、西南联大、哥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求学工作经历。我只看看书的上半部分，就已然叹服：何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大史学家，年轻时候就已经有了高远的学术眼光，亦即章实斋（学诚）所谓的“史识”。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新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对中院内外的学人曾不止一次的说过的一条物理学原理：‘无限（倍数）的无限小的总值仍是无限小。’这才是对目前主张学术极端化者的当头棒喝。很幸运，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
这是何先生在关于清华历史系的一系列回忆之后发出的慨叹，认为这是他史学思维上的一个飞跃。这正是何先生的“史识”之启蒙，是成为一个大史家的必要条件。
不单言史学，就整个学术来说，都需要“大”的学术眼光。
有清一代，学术界可谓人才辈出。吴学惠定宇，皖学江慎修、戴东原、段玉裁，扬州学焦循、汪中、王氏父子，固是一时之泰斗。然而，这许多学人，恐怕没有一位比得上清初顾、黄、王三位，又没有一位比得上晚清之梁任公、王静安诸先生。清学中人，独尚考索之功，而未有“大”眼光。追本溯源，清代学风之开山，当属顾亭林无异。反复强调考证之要紧，顾亭林揭橥于前；然而顾亭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但有小处着手的功夫，还有大处着眼的学术眼光。
记得王静安先生在《为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用三个字概括了有清一代学术思想之三期，“大”、“精”、“新”。
清初先正顾、黄、王之学，有大气象；而在今天看来，不只是三先生，差不多同时的阎若璩、胡渭、万斯同诸先生，尚不拘门户之见，而且还有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胆量。至于乾嘉之世，吴、皖、扬州之学并立，一时全是考证文字，学术失之琐碎。而其中，在我看来，独有戴东原、程瑶田、凌次仲以及章实斋尚有些学术的气象，却大都不为世人所重。戴东原特以考据而见重，其实最代表其学术精神内质的《孟子字义疏证》，竟为世人所鄙弃，以为东原的败笔；至于章实斋，其生前的潦倒、困窘，也足以令今学术之人深深反思。
嘉道以降，常州学虽异军突起，然庄方耕、刘申受诸公，独囿于今古之争。至于龚、魏，才有“新”的气象，其后又有任公师康南海先生，但仍不脱于公羊学之窠臼。
这“新”转向，当是自梁任公、王静安先生始，是亦为近代学术思想上的一大转向。
当然我关于乾嘉学术的批评，只是按自己的看法，就其学术眼光而言。至于考证的功夫，又是万万丢不得的。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不只一遍地盛赞清儒的“科学精神”。而陈寅恪先生更不消说，他非独特重考证，自己还辟出一条“以诗证史”的新路。何先生在书中也说：“由于陈（寅恪）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我记得戴东原论考据之要，说：“由古文字通乎语言，由语言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而清儒之所失在于，考据本是手段，却成了学术研究的目的。
回到书中，何炳棣先生所述乃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清华历史系。任公、静安先生已先后辞世，时蒋廷黻先生为系主任。蒋先生是有“大”眼光的人，何先生在书中不无遗憾的说，假使蒋先生不步入政坛，将会有大作为。“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同学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里，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学习必要的社会科学，搞清社会各方面的理路、脉络；学习西洋史的先进理论、思维而不是生硬地套用，以新角度对国史作深层研究，这样的思路真正是有大眼光的。
而对何先生影响最大，也为其最为敬重的老师，恐怕就是当年担当中国通史课程的雷海宗先生了。何先生在书中非但多处深情回忆，还特为先生作一专忆。他中说：“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师影响至深至巨……（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的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雷先生是最早用斯宾格勒史学系统来解释中国国史的。一方面，他极推崇清代考据和兰克史学的档案研究；另一方面，他又用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自成体系。这样大历史的思考、研究，体现出一个大史家的洞见。非独雷海宗先生，陈寅恪先生、张荫麟先生，都是可谓有通史之才，于断代史中又独有创见；而又中西融通，谙熟西洋的史学方法和思维，最终成就时代的史学辉煌。
“大”的史学眼光，不只是大在博通古今、融会中西上，还需有大的学术目标。这就是何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的——“要做学问，就要做第一流的题目”。这样的话，依稀记得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中也有提及，当是钱宾四先生的教诲。那书里还有句话，钱师对严先生说，即使是这个时代第一流的学者，在历史上也可能是第二流、第三流的。严先生当时就下了决心，要在两唐史的成就上，比肩王先谦之于两汉书。假使我们目光浅浅地盯在当下，恐怕难得在学术史上留下些许痕迹。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历史的主题，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也都有其主题。在陈寅恪先生为王静安先生题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时候，我想更多的在于，保有中华文化的本位，而又能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来重新审视国史斗争最激烈的年代，雷海宗、吴宓、熊十力诸先生被打击，自由主义的殷海光先生在台湾自由不起来，也有当时学人关于未来道路的思考。历史学从未放弃过对当下的关照，即使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这样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傅孟真先生，在东北沦陷，国家危亡的时候，也奋笔写下了《东北史纲》这样颇有民族意识的作品。“大”眼光的学人，从不囿于史料之内，而对于当下社会、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闻不问。然而我想说的，又与卡尔•波普所反对的“历史主义”不一样，并不是说非要找到一条历史的铁律，将历史走向演绎出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史为镜”，对史料归纳法的考证，亦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这是我所认为的历史学的任务。
近百年来，发掘许多新材料。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是百年来的四大发现，接着又有马王堆、银雀山以及郭店楚简等等材料的先后出土；出现许多新方法，继静安先生“二重证据法”之后，又有今人饶宗颐、叶舒宪先生提出“三重证据法”，把田野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的材料纳入证据之中。关于西方史学思想，引进了许多，也有了许多反思、选择。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新纪元。今天的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一个窄而深的领域研究，不少成为该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这些工作是值得尊重的，是必要的。然而诞生这许多专家，最终可能都淹没在“专家的海洋”中罢了。又有许多人报守门户之见，没有些接纳、听取意见的包容心了。
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从学术史上来看，今天是否是个大时代，今天又有谁被历史记住了，就要看当下，诸位同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