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西安东郊一条小路上，可见一辆小轿车缓缓向市区西南方向驶去。车上坐着一位满脸皱纹、满嘴陕西腔的老农模样的人，他的身边，或许还会有三几位同样的农人。他就是从陕西省作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不久，仍然担着zhongguo作协副主席职位的著名作家陈忠实，身边是顺路搭载的村上的老乡。
官员、文人、名家、轿车，憨厚、朴实与近乎粗粝，奇妙地组合在一个人身上。他的乡dang和友人，对此早已熟悉不过并津津乐道，外人却难免有点打愣，尤其是在《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并引起热议的今天，陈忠实的为人以及有关他的点点滴滴，又像揭锅大馍的热潮那样，引起围观。
其实，陈忠实是极普通的人，像他的名字，更像小说《白鹿原》封页上那满脸沟壑的老汉———就一个关中“冷娃”！
敢怒敢骂的“软骨头”
陕西人说的“冷娃“，有人如此归纳：庄重诚实不耍滑头，有胆有识坚定执著，表面冷漠心怀热肠。陈忠实正是典型的“冷娃”式人物。
1997年12月19日，发表4年多的《白鹿原》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上，与其他3部长篇一起摘得桂冠，然而，后面却带上“修订本”三个字，让读者产生诸多猜想。
原来，《白鹿原》面世以来好评如潮，深受欢迎，却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据《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报道透露，“茅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曾提出如下修订意见：作品中“朱先生”关于zhengzhi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与相关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方式廓清；一些与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也应加以删改。
陈忠实没有二话，他像初始创作那样，平心静气躲到郊外一个安静的地方，按评委意见对书稿进行删改，还加上若干倾向性鲜明的文字。本来，这是精益求精的好事，改糟了还是改好了，也是属于学术上的事。然而，他由此遭到某些人 “骨头软”的指责，“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就卑躬屈膝，与《白鹿原》里面体现的经典气质不符”。批评文章还上了著名的《当代》杂志。
引发大论战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出乎意料，陈忠实并没有公开回应。他跟来访记者详细解释“翻鏊子”说法的来龙去脉，并反复强调“朱先生”的观点并不代表陈忠实，小说里一些反派人物把gongchandang看成是共匪，难道也是陈忠实的看法？并明确表示，领导的修改意见我是接受的，不接受怎能作出这样的调整？何况有些话还保留着，人物性格也没有改变，“咋就涉及谁骨头硬、谁骨头软哩？”一个好作品不被理解是暂时的，最后一定会被理解。从“文革”前的极“左”到“文革”时的更“左”，我都经历过了，心里已经有很多承受，几句批评的话，我还不能接受吗？
此后，谁要提及有关《白鹿原》修订一事的是非，他总是反复提醒：不要在这上面做太多纠缠。文学发展有一个过程，不被人接受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也许就被接受了。
今天看来，陈忠实真不是计较名利地位的人。《白鹿原》拍成电影，他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改编人，剧组也请他参与，这可是名利双收的美事。他呢，却“撒手”不管，连人家改的定稿也没看一眼。“改得好我欢迎，改得蹩脚，我也不说啥。”搁在以前，该生出“为了上电影连改编权也让给别人”之类的责难了，其实这是一种理智与信任，与其他无关。
他的骨头其实一点不软。早在1991年，陕西省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换届，省委有意让陈忠实去省文联做dang组书记。陈忠实对此事不管不问，后来被催急了，反复对省委主管领导表示，说自己一心写作(当时正在乡下写《白鹿原》)，就不当领导了。那领导被弄得有些不悦，拿出杀手锏：“这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 陈忠实的犟劲也上来了：“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dang籍，不让写作？”
如果不是一年后路遥(原定陕西省作协主席人选)意外病故，陈忠实仍是乐于“无官一身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