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语文教育是老虎屁股，这可真是让我这个前任语文教师受宠若惊，说不定还会让很多现任语文教师号啕大哭，估计更会让许多学生哑然失笑。
但是，最近在网上很是热火的一篇题为《语文教育是老虎屁股摸不得？》（7月22日光明观察《习惯性批评语文教育有什么不对?》编者注）的文章恰恰是这么说的。该文剑锋直指拙作《王蒙先生,您说这语文该怎么教?》（7月20日中国青年报），其作者质问：“出现了毛病缺点不让批评，别人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就不是真正关心语文教育，就一定要让批评者对怎样进行语文教育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语文教育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吗”？
我很是佩服这位作者的思辩能力，甚至对作者的种种质问无言以对。但是，这么好的论辩在说谁呢？好像与我无关吧。作者似乎没有看懂我想表达的东西。与其说我在质问王蒙先生，还不如说我在质问现行的教育指导思想，更不如说我在表达一种对整个社会不理解语文的无奈。而那位李姓作者把火力集中在我对王蒙的责问以及认为我讳疾忌医则明显找错了靶子。
在此，我想澄清也可以说是重复几个问题。
首先，批评语文教育本身就是就是一个误区。现在我这么认为，以后我还这么认为。
语文教育模式是中国考试制度、教育思想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这些语文教师的工具。考试制度决定了教育内容，教育思想决定了培养方向。如果一味的批判教育形式而不顾及指导思想岂不是本末倒置？
我们也喜欢开放的教育方式，我们也想让学生多读书，但在现行考试制度下及考察标准下，多读书能带来什么？即使能带来些东西，我们有时间吗？现行教育思想下的课时制度会允许我们这么做吗？永远有理的社会、任何情况都不满足的家长会说我们不务正业的。
所以，所谓“习惯性批评语文教育”如果没有真正有的放矢，那它所起的作用除了适得其反以外不会太大。
其次，如果李先生认为笔者对作家的批评算是吹毛求疵的话，那我很难相信这位先生读过书。
我属于70尾巴一代，我们那一代人基本上是读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长大的。路遥虽然英年早逝，但他教会了我们奋斗、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坎坷，可以说他是我们那整整一代人思想上的“孟德斯鸠”。如果说作家是社会的良心，那么路遥以及和路遥差不多的作家绝对是负责任的良心。可现在呢？不讲良心的人太多了。我能让我的学生去读那位前任文化部长的《青狐》吗？如果你不是语文教师，你很难理解我们面对文学作品的无奈、愤怒甚至悲伤。
至于这些是不是跟王蒙有关系，我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没有，但我敢说是当今的作家群没有“良心的旗手”。
诚然，作家面对的读者不一定必须是学生，但是现在除了80后的叛逆、90后的嚣张，我们的当代文字中有多少是适合学生看的呢？
没有文学的熏陶，谈不上语文教育的兴旺；没有负责任的作家，哪里去寻找思想的明灯呢？
我没有说王蒙先生是“只能靠每年习惯性批评语文教育来赚取稿费发家致富的代表”，但他是不是“江郎才尽，写不出其他东西”我就不清楚了。
再次，我想说，我们这些普通的语文老师“做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不去找“找批评者王蒙要答案”找谁要答案？
知道王蒙是谁吗？不是大街上一堆一堆的满嘴跑火车的“王麻子”，那是前任文化部长，那不是一般的公众人物。他说的话他自己得负责任，他的话不能随意说，这就是民主时代一个公众人物的不自由之处。他的一言一行所带来的影响远非我们这些草根能比，我问他应该问得很对，更何况我是在借问他而问社会、教育主管部门。古人可以“揭龙鳞”，我问问王蒙有何不可？
我们语文教师现在很迷茫，教什么、怎么教不是自己能说算得的才事情。可以这样说，想对得起学生的话，学校、家长、社会不满意；想对得起学校、家长、社会的话，学生也不满意。在良心与责任面前彷徨的苦楚不是局外人能够体会到的。我们不该问一问语文究竟应该如何教这个问题吗？
“但是，目前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确实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最起码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是李先生的原话，那么批评语文教育有用吗？这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区别。
实际上，我的文章是在责问社会，我的目的是想要解决问题，而李先生却在责问我，这怎么越来越狭隘了呢？
呵呵，最后说一句，语文教育可以批评，但某些人却摸错了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