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研讨会在沪召开
新京报上海讯 （特派记者姜妍）“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昨日在同济大学召开，一向主张文学衰败论的批评家朱大可称，现在意识到自己三年来始终坚持这一观点是一个错误。他说文学的衰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其自身的蜕变。而陈晓明和张柠两位学者则对文学的未来走向各执己见，前者持乐观态度，后者则相对悲观。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是往年北京文艺论坛的延续，而今年走出北京来到上海，形成了南北对话的格局。论坛着重探讨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面对西方文化的压力，中国本土文艺的三种出路——原创（文艺创新发展）、原典（对传统文艺的继承）以及原生态（对民间草根文艺的保护和开发）。
朱大可在做主题为“文学的死亡和蝶化”的发言时，从刚刚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说起，他说现在所有的诺奖中只有文学奖面临二流的评价。反观中国的汉语文学衰退，他说这种衰退并非来自数量，相反，我们有了更多的作家、更多的作品和更多的读者。3年来他一直认为文学已经走向衰败，但近来才发现自己坚持的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他说自己要检讨。他认为，文学事实上是在进行一次蜕变。“文学是个伟大的幽灵，它到处寻找寄主，第一次它选择了人的身体，用舌头语言展开，而第二次它选择了平面书写，催生了文字文学。如今，它又进入了第三次迁居，寻找新的寄主。”这个被朱大可说成是新寄主的宿体便是新媒体，包含了网络小说、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他认为，连诗歌也在流行歌曲中得到延续，而流行歌曲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朱大可称，文学正在进行一场蝴蝶蜕变，然后重返文学现场。而诺贝尔文学奖应该将新媒体也纳入评选范围，与其为文学旧茧的死亡而哭泣，倒不如多关注进入新媒体时代的文学。
学者聚焦“原创焦虑”
谈到人们对文学的普遍焦虑，北大教授陈晓明态度相对乐观。他认为，每次当人们对文学原创产生出巨大焦虑时，历史的常态往往就是在原创枯竭的时刻以另一种形式复生，比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都是在这样的形式下产生的作品。此外，他说阅读的主体其实没有变，但是阅读已经死了，他举例说自己的学生中只有两三个人读过王朔的《我的千岁寒》，其他的人都说太忙没有时间。“我们有没有认真地看作家的写作？”陈晓明反问。
张柠对文学的现状和未来的态度则显得比较悲观。他说中国的城市发展有其特殊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每个王朝的皇帝进城的时候，都会习惯于烧毁老城老皇宫，这种城市文化被破坏的毁城史直接导致了文学的叙事性不足。
今日，研讨会还将继续进行，与会专家将就“全球化语境下原典创作的可能性”、“原生态艺术、商品与文化自觉——以“污名化”的草根相声为例”等主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文学正在像蝴蝶般蜕变
早报记者徐佳和
“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研讨会”昨天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举行。论坛由同济大学与北京文联联合主办，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届。
93岁高龄的华师大教授徐中玉也出席了会议，同作家马原、孙甘露、北大教授陈晓明、同济大学朱大可、王晓渔、阮仪三等诸多学者探讨了在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当中，面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强大压力、市场经济的挤压和文化的提升引发的文化危机。他们认为，中国文化面临三种出路，第一就是探求文化创新和原创文化的发展，第二是原典城市文化和传统的有效继承，第三是原生态的文化，大力发展挖掘保护和开发民族的草根文艺。
北大教授陈晓明提出了中国文学面对现代的挑战和全球话语环境下的汉语焦虑，“指责我们的作家没有原创力，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认真对待过文学。”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傅谨提出了传统文艺走向世界的困境，傅谨认为，我们正在通过努力知道别人需要什么而走向世界，“我们把自己看成世界之外的人才走向世界，要意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受到尊重”。
作曲家伍嘉冀自称是“全球化的乐观派”，他把一段艾尼族民歌与现代POP节奏相混合，电子制作的手段使原始民歌有了强劲的现代舞曲意味。他认为电子手段和网络也可以成为保存民歌的重要方法。
在对于传统文艺全球化的乐观与悲观主义共同呈现之后，话题重新回到了文学，朱大可认为，“我们置身于二代文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多媒体当中，需要获得年轻的生命。”进入新媒体的新的文学继承了旧媒体的一些特征，小说在那里可以演变成互动的数码技术，成为最活跃的符号。新媒体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短的字词抨击世界。文学正在像蝴蝶一样蜕变，以游戏和短信的方式重返文学现场。诗歌的命运也是如此。（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