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家中书房记者：季老说，“因为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所以请您做助手整理口述史。请问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件事？
蔡德贵：2008年10月，季老让人转达了想让我当助手的想法，做口述历史的事情。一开始，我是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季老身边的学生和同事很多，能力也很强，我认为由他们来做可能更合适。但后来了解到由于他们现在大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日常的教学和工作任务都很重，很难抽出时间。而我临近退休，相对自由，做这项工作有时间上的保证。
我虽不算是先生的直系弟子，但算是他的“半个学生”。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东语系系主任。另外，从1994年起，我开始撰写《季羡林传》，和季老之间的学术交流就开始多了起来，再加上之前对季老一直很关注，写过一些相关的文章并得到了季老的肯定，对他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成就都比较了解。这本《季羡林传》于1998年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是第一本关于季羡林先生的传记。全书60多万字，主要记述了季老在1997年前后的生活经历和主要学术成就。通过这本书，我对他的学术脉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还有一点，季老身上留有很深的齐鲁文化的印记。我和他同是山东人，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此外，季老常年住在301医院，不时感到孤独。他很喜欢听别人谈学界的情况，每次有人去，他都很高兴。所以他找我做口述史，可能也是想找人说说话，把他想表达的东西留下来。
记者：书中记录了季老口述历史75次，每次交谈的主题如何确定？在做口述史的这10个月间，您和季老的具体的交流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蔡德贵：前两次口述时，季老自己明确提出想侧重谈性格是可以改变的。从个人的经历来看，季老幼年是一个喜欢和妈妈撒娇、性格开朗的小孩，后来被寄养到济南叔父家，虽然生活条件上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叔父过于严厉，婶母又不大关心他，所以过得并不开心，心理上发生很大变化，影响了性格。所以季老认为，人的性格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开始，我们就是从谈这个入手。
然而由于季老毕竟是位97岁的老人了，讲了两次以后，我再去的时候他就会问上次讲到哪儿了。所以我开始每次在季老口述前都要备课，具体就是把当天的速记材料整理好，然后与录音核对，发现季老在其中的兴奋点或者认为有价值却没有展开讲的，就记下来并列出提纲，第二天再向他提问。一开始我还是以学生的身份和季老交谈，后来就慢慢变成了朋友，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季老也随之谈到哪儿。
应该说，我们谈的内容还是主要围绕季老此前出版的散文中没有写到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历程，以及对其他人为季老所写的传记中有遗漏的地方做一些补充。例如，关于季老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和同学去南京请愿让蒋介石出兵抗日的事情。此前的有关记录只有一句话。而这次，季老就做了详细的讲述。虽然其中还是有遗忘的地方，但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如领队选谁、路上怎么讨论、到了南京怎么和蒋介石谈，都说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