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剑虹与启功先生。（柴剑虹供图）
启功《兰竹图》（1979年）
启功（1912.7.26-2005.6.30）
小乘巷是北京城多如牛毛的小胡同之一。1958年，时为大学副教授的启功先生与爱妻章宝琛因居之不易，只好投奔到了妻弟位于小乘巷的一间陋室里。此后的二十余年间，这间小屋就像一把漏伞为启功先生遮挡了五次三番的凄风苦雨。启功先生曾用过一方“小乘客”的印章，为的就是纪念小乘巷里的艰难岁月。
倏忽一瞬间，启功先生驾鹤远行已有七个春秋。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启功先生所带的第一届研究生、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从小乘巷到北师大小红楼，柴剑虹深情追忆了启功这位可亲可敬的师长，讲述了他为后人留下的无尽精神财富。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记者：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成了启功先生的学生？
柴剑虹：我1961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启功先生刚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不久，还不能给我们上课。到了1963年夏，才允许他给我们本科生讲几堂诗词格律方面的大课。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我又考回母校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的硕士学位。当时启功先生还未恢复教授职务，也不在招生简章上所列的导师范围之内。从1979年春夏之交起，启功先生开始为研究生讲课，我这才开始听启功先生讲课、谈学问，并由启功先生和邓魁英教授指导写学位论文，我毕业后他还亲自推荐我到中华书局做编辑。这才比较多地与先生在一起，能够经常听到先生的教诲，向老师学习做人和做学问。
记者：在您眼中，启功先生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
柴剑虹：启功先生去世时我撰写了一副挽联表达自己的心情：数十载严师恩铭心刻骨，万千般慈父情如海似山。启功先生是我最敬仰、慈爱的导师，是一位最有亲和力、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200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启功先生去世的噩耗时，首先讲启功先生是位著名的教育家，我非常认同这个定位，启功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教育家。他给北师大拟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就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记者：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学为人师”？
柴剑虹：启功先生自己曾写过一个座右铭，是这样说的：“职为人师，人之所敬。虚心向学，安身立命。”就是说，职务是老师，当老师当然大家尊敬。当老师的自己也要虚心学习，你才能做好老师，安身立命。
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说明启功先生是如何身体力行做到这一点的。启功先生几十年前写过关于《千字文》的论文，到晚年，知道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物中有几个《千字文》的唐代写本，可以补充与纠正他原先的认识，他就几次对我谈起要用这些材料重新写文章；他还写了再读《论语》的新体会，在报刊发表后，却一再表示还要不断认识。
另外，作为名闻遐迩的书法家，他到晚年几乎没停止过用废报纸裁成方块练习楷书；他在九十岁生日的会上诚恳地表示：我希望让自己的字能写得好些。这就是“学为人师”的最好的注解。
记者：那“行为世范”呢？
柴剑虹：简单地理解，就是说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应成为世人的模范或者楷模。言行一致，表里相符，名副其实。启功先生晚年的时候，给我写过《千字文》里面四句话来勉励我，叫“景行唯贤，克念作圣。德建名立，行端表正”。就是你的行为要向贤人看齐，你的思想要不断克服私心杂念以符合圣人的教导。有了道德修养，你的名才能副实。而且作为老师，应该行为端、面貌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给学生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也是做人的标准。
启功先生是真正实践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一校训的可敬的老师。1979年，启功先生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按政策要补给他一笔工资（每月30元），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表示这些钱他没有用，还是希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捐献以供现代化之需矣”。
中国历来非常重视师承关系，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很好传承的一个关键。启功先生虽然中学未毕业即被迫辍学，但他除了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外，在年轻时即师从戴绥之先生学古文，后又师从著名画家贾羲民、吴镜汀学绘画，后又受教于陈援庵先生。他对自己的恩师陈垣先生的深挚情感也是人所共知的，在“文革”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冒着危险去老校长家中探望：老校长逝世后，他念想成梦，在日记里有非常感人的记述。他始终不渝地将这些老师的常识、技能与人品贯彻到自己对学生的教导之中，又将在香港义卖书画之款项悉数捐出成立以老校长书斋名命名的“励耘奖学助学金”。
我常讲，现在我们这些后辈晚生能有一点知识，有一点成绩，那都是老师们辛勤教育的结果。如果说现在我们年轻的学子有所欠缺，首先不能责怪他们，而恰恰是我们应该自责，没能把我们的老师教给自己的东西很好地传授给年轻人，说明我们还称不上是好老师的合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