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吴琦幸
不久前电影明星章子怡在戛纳电影节上骂一些不知道四川地震的国外影视人为“白痴”，到最近又一个明星周迅骂莎朗·斯通“人神共愤”，最近中国影星在电影圈之外频爆新闻。周迅对于莎朗·斯通关于地震的“报应”言论表示“气得说不出话来”，这种带有情绪性的仇恨语言在各地网络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甚至也开始在海外流行。我所知道的一些地区，在网络上对于一些没有捐款的人或者他们认为捐得不够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我的学生中有不少都是来自国内的80后，他们停了课到各个地方与人辩论，也有在现场跟阻碍火炬传递者动手动脚的，听说还有对不同观点的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进行围攻偷袭。用抵制来对付一切怀疑是与敌对方有勾结的或不顺自己观点的个人或企业，更是近来很平常的事了。最普遍的还是在网络上进行谩骂、挖苦、人身攻击以及用恶毒下流的语言来进行人身侮辱。有人将此种现象称之为“网络暴戾”。
有论者对这种“网络暴戾”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地震发生之后，全国上下开始踊跃捐款帮助地震受灾群众的时候，一些人滥用了网络工具，使用一种刻薄或者愤激的语言来对待一些人和事。例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即5月14日，就有人在网上发布所谓“铁公鸡”榜单，抨击一些跨国公司吝于向灾区捐款，后来又把矛头指向一些国内知名企业和刘德华、姚明等明星，用很不友好的语言指责他们捐款太少。
本来，捐款只是个人或者企业对于受灾民众的同情而做出的慈善举动，并没有任何的责任和强制的义务。这一点我相信人们很快就会了解，用攀比或者用强制的方式来指责他人的捐款，无疑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举动。但是我从网络上暴戾的语言和粗鲁的行为中发现，今天的网民们很容易激动，也很容易走极端。他们动辄对于自己不认同的观点和做法进行抵制或者谩骂，充满了仇恨。莎朗·斯通虽然已经第二次道了歉，但是绝大多数中国网民还是无法接受。一个成熟的有五千年文明教养的民族这样过犹不及地表达自己的愤激之情，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正好我这两天开始重读王元化先生的《沉思与反思》，他对于五四的反思令人耳目一新。在书中他对一些思想、思维方式做出的论断和批评好像是对今天的现实所说。他指出，从五四以来，就有着一种激进主义的思维方式，其表现为：态度偏激，思想狂热，爱走极端，崇尚暴力。这种从1919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某种思维特征。即使是在建国之后，从镇反、三反五反，到反胡风，反右、四清、反右倾等等历次运动，以及党内的多次路线斗争，都在重复着用此种激进主义的方式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表现就是在行为上宁左勿右，在思想上流行极左的思潮，说过头的话，奉行斗争哲学。此种思潮慢慢地影响到全民族，人们也就以为这便是正常的思维方式。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那个为今天的中国人不大愿意提起的时代，整个中国处于一种“萨满”式的极度疯狂和迷惘的地步。在集体的对敌仇恨中来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今天，“文革”虽然已过去30多年，但遗风却在网络上死灰复燃。
激进主义思维方式对于中国的思想界以及社会造成的混乱、危害有目共睹，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年轻人却已经不知道“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于是，那种沉淀的基因一有机会就表现出来，其特点就是在激进主义的影响下，用极左的方式来处理工作方式、言论、观点的异同，说简单点就是不能包容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很多人总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认为立场决定观点，只要是与自己观点相左，就要对他们进行指责谩骂，话说得再难听也不要紧，那种语言的暴戾、行为的偏激、内心的仇恨显露无遗。然后就是像元化先生所说的，“态度偏激，思想狂热，爱走极端，崇尚暴力”。最可怕的是,当这种思想方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不同观点者就会陷入恐怖之中，以致工作、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网络暴戾”的制造者并不像某些为他们辩护的人所说的，只是在行使他们道德评价的自由和权利，而是在粗暴剥夺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前一段时间国人盛行读《论语》，有一本“心得”居然可以卖到几百万册，可想孔老先生的道德说教得到了国人的多大青睐，使人恍惚觉得中国已经成为礼仪之邦。那么《论语》中的有关中国人的处事为人的道理究竟被当代人学到了多少？中国古人提倡的“仁者爱人”“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推己及人”等等道理究竟在今天的现实中有多少效用？一方面我们对于地震灾民献出自己的爱心，另一方面又在用仇恨的方式对待那些有不同看法和做法的人，这与孔老夫子文质彬彬的道德说教，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