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访谈的三位嘉宾尽管术业专攻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都有着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按照王辉耀博士的话来说，在文化性格上他们也该有共通之处——“我们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但同时在国外待这么多年，我们也知道世界文化在交融，有共性也有差异。我们这些人虽然是中外文化综合体，但骨子里还是中国的，不过也能理解国际上的一些通行做法和思维方式，能站在多种角度看问题”。
身处中西文明之间，眼观全球文化风云，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化形象的建设者和表达者。他们都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世界，中国以怎样的姿态，怎样的步伐，怎样的展示方式，展示中国的文明，让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打动人，感染人。
“有钱不等于就有学问，但国家的经济实力，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学者间的‘平等交往’”
记者：从你们的亲身经历来说，从第一次踏出国门到最近一次海外访学，内心的感受是否发生很大变化？
王辉耀：我觉得有很大变化，比如我们这一代最早出去留学的时候，班上那些外国同学会问：“我能摸一下你么？”他摸了一下之后很得意，因为他摸的是他这辈子见到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去的时候，中国还是比较神秘，比较封闭，对中国的理解主要还是一种冷战时期的思维。另外，当时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比较片面，会问中国有飞机吗？那时候大家对中国的了解就是很少。
我觉得总起来说，有三件事推动了中国对外文化形象的建立：一，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出国派遣留学生；二，2001年加入WTO；三，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
颜海平：我们出国时，国际环境中的冷战问题还远未结束。与“对内进行改革”相辅相成的“对外打破封锁”的历史要求，就我们当时的环境而言，是非常具体的。中国较早派出的学人，对于打破这种“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学术界陌生、苛刻地审视我们课业成绩的眼光下，我们在美国主要高校的各个专业领域里，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为勤奋、聪敏和卓越的青年人中的一部分。很快，《大西洋》等重要杂志撰文，惊诧这些不同专业的中国学生如何以其优秀的表现，突破了原先惯常的衡量标准。中国留学学人走出了打开国际局面的第一步。
现在的中国，综合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知识资源有了长足的积累，在国际环境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全局性的变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能是近代以来最为主动、或者说最有条件进行更为主动选择的时期。作为中国人文学者，要做、可做的事，既源于当年就有的愿景，又超过了当年能作的预测。
陈平原：我是“土鳖”，谈这个问题，不太合适。因为，“访学”与“留学”不一样，留学生所经历的辛酸苦辣、得失成败，我并无深刻体会。第一次踏出国门时，我已经是北大教师，人家对你相当客气，故没受什么“洋罪”。相反，必须警惕的是，长期“被优待”，容易养成一种弱者的心态。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荷兰莱顿大学参加国际会议，接机的朋友告知：我用的是当年庚子赔款的钱。那笔钱还有剩余，可申请用于支持中国的学术事业。初闻此言，说实话，有一种很不自在的感觉。现在出去的留学生或访问教授，大概很难体会，二十年前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组织者除了提供机票、住宿外，还会给一点零用钱。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教授很穷。
今年6月，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与主办第四届亚洲诗歌节，诗歌节所有的活动费用，都是我们负责。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确实取得很大成绩，体现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就是我们现在出国开会，不再有人给发零用钱了。目前中外大学合作办会，不管会场设在欧美还是中国，大都是费用分摊。至于专题性的学术论坛，由中国人出钱也都相当普遍。
有钱不等于就有学问，但国家的经济实力，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学者间的“平等交往”。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讨论中国问题，你的价值观、自信心以及发言姿态，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国家实力的影响。
“所谓‘跨文化交流’，主要基于学术判断，但请记住，其中也蕴藏着某种政治立场及国家利益”
记者：在跨文化交流中，你们所感受到差异和误读往往集中于哪些方面？
陈平原：各种文化间的“差异”如何理解，我等会儿谈；至于交流中的“误读”，其实是很难避免的。各自生活环境、学术氛围、文化趣味的差异，很容易导致相互间的误读。有的不是误解，而是利益及立场的激烈分歧。在公开场合，涉及国家利益，其实大家都有“偏见”，别五十步笑百步了。这种事情，碰得多了，你就会明白。有些可放在桌面谈，有些则不必开口，都心知肚明。既然无法谈到一起，有些话题不妨暂时搁置。即便只是讨论文学、史学、哲学等，也都有这种情况。所谓“跨文化交流”，主要基于学术判断，但请记住，其中也蕴藏着某种政治立场及国家利益。
“跨文化交流”的目标，并不是走向意见一致，而是走向相互理解——理解对方的立场，理解差异的存在，理解自己到底要坚持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并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王辉耀：这个依人而定。如果是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我也能理解，如果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对中国有很明显的误读时，我会感到很不悦。事实上，价值观之间差异太大的话，南辕北辙的观念很难达成共识。双方都会感到不舒服。国外对中国的确有一些传统偏见，包括哲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依然存在。但是大家仍然还是在求同存异。不过中国也要适应在批评中进步。
我认为发生误读的主要两个原因：第一，文化经贸等国际化的人才数量太少。我们很多人都是本土培养，没有借鉴国际上的人才经验。比如说，我们有大量的海外留学生，但进入外交、经贸、文化宣传这些领域的人才比较少，大量进入的都是学术界。尤其是文化上的国际性人才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短板。第二，现阶段我们拿经济说事比较多，好像是“一俊遮百丑”，但是现在人家不光看经济。财大气粗是一个方面，但不能代表全部，软实力、巧实力都得跟上。
颜海平：对于交流中“跨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所涉及(见《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海外汉学之外的参照系”)，主要关于如何理解“跨文化交流”可以是文化传承本身，在向不同的文明经验主动的开放过程中，获得自身更新和延伸的一种路径，一种过程。我们也许可以更多地思考探讨如何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对差异的自觉和理解，拥有对误读的把握和超越，从而提升我们在有所自觉、分辨、反思和超越中有所创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