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南史》卷二一史臣论曰：“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东晋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元帝对王导，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给王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敬白”；中书作诏则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导妻；王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
“王与马共天下”，这并不是时人夸张之词，而是一种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晋书》卷六《元帝纪》，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头，元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同书卷九八《王敦传》记元帝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图维持与王氏的共安。他请求王敦不要擅行废立之事，不要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执意独吞天下，破坏共安，元帝无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国邪这一条路可走。
徵之历史，“共天下”之语，古已有之，并不始于两晋之际的王与马。《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不韦为子楚谋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子楚允诺吕不韦共有秦国，这就是后来子楚得立为庄襄王，并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的缘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汉五年刘邦击楚，诸侯约而不至。张良曰：“楚兵且破，〔韩〕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汉书》卷一《高祖纪》记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师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这就是刘邦发使割陈以东傅海之地与韩信，割睢阳以北至谷城之地与彭越的缘由。
由于时代的推移变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况，西汉以后已经不存在了。“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王导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多不以为非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晋元帝与琅邪王氏之间，尚有其历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结，因而形成王与马的特殊关系。
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在其封国内有一段较长的活动时间；或虽未就国，但与封国有较多的联系。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甚至姻娅相联，主臣相托，形成比较密切的个人和家族关系。东汉守、相例辟属内士人为掾，此风在西晋时犹有遗留。西晋诸王辟王国人为官之事，史籍所载不乏其例。《华阳国志??后贤志》：常骞，蜀郡江原人，“以选为国王侍郎，出为緜竹令，国王归之，复入为郎中令。从王起义有功，封关内侯，迁魏郡太守，加材官将军……。”案同书《大同志》太康八年（287年）成都王颖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内。由此至永宁、太安年间，蜀乱，成都王颖徒封荆州南郡四县（《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为止，历时十余年之久。所以司马颖与成都王国士人关系甚多，是可能的。《晋书》卷九○《良吏·杜轸传》，成都人杜轸，子毗，“成都王颖辟大将军掾”；轸弟烈，“为成都王颖郎中令”，皆属此例。《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诸公赞》：孙秀，“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徒户为赵人，用为侍郎。”孙秀于赵王伦篡位后为中书令，政皆决之。《世说新语·仇隙》注引王隐《晋书》以及今本《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皆著其事迹，更是显例。《晋书》卷五四《陆机传》、《陆云传》，机、云兄弟，吴郡人，吴王晏出镇淮南，先后辟机、云兄弟为王国郎中令。《抱朴子??自序》丹阳葛洪，父为吴王晏郎中令，而丹阳亦吴王所食三郡之一。此皆王国辟属内士人之例。依成都国、琅邪国、赵国、吴国诸例推之，司马睿一系之琅邪王与琅邪国内士人交往，因而形成比较牢固的历史关系，是当然之事。
诸王所辟或所与交游的王国士人，如果出于国内著姓士族，其关系可能更为不同。司马睿之祖司马伷于西晋平吴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时琅邪国内最显门第，当数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琅邪临沂王祥于曹魏黄初年间为徐州别驾，讨破利城兵变，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北堂书钞》卷七三引王隐《晋书》，谓王祥“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可证王祥有宗族乡党势力可资凭借。自此以后，王祥位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之职，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辈出。像琅邪王氏那样业已显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辟举以光门户；而琅邪王欲善接国人以广声誉，却特别要与琅邪王氏结交。司马伷（死于太康四年，283年）、司马觐（死于太熙元年，290年）以及司马睿三代相继为琅邪王，与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后历数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与晋元帝司马睿在述及王、马关系时，总说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谊。例如王导与晋元帝“契同友执”，“有布衣之好”；晋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王廙是晋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说：元帝与他“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除王氏以外，琅邪国内其它士族如诸葛氏、颜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马睿亦广为结交，以尽其用。当司马睿过江为镇东将军时，《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谓“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用一国之才。”“一国”，琅邪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