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浪淘沙令 （王安石）
从这首气势磅礴的小词中，人们不难看出王荆公的非凡志向与“兼济天下”的功名观。王江宁写这首词的时候，适值熙宁变法之初，天子眷顾正深，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正值得志之秋，意气风发，溢于言表。只可惜事情的发展远没有这首《浪淘沙》这麽洒脱。历遍穷通，风虎云龙，兴王哪在笑谈中？当事者的无奈，自不待言，后人读史至此，也只有陪上一丝淡淡的苦笑了！
记得朱子曾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其实公正的评介王安石变法，无论“救人”“杀人”，不看主观动机，只论客观成效。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成效究竟如何？个人认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军事上成功了一半，政治上则是完全失败。后世有一种论调是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我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准确地说这场变法是利弊相生，胜败参半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想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的成功，不消多说了，北宋中叶以来的财政窘迫得以缓解，以“三冗”为代表的“国用不足”的现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扭转。中央财政收入翻了四翻，从1600余万缗增至6000余万缗。正如北宋学者陆佃所说：“造元丰间，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虽然部分改革措施加重了民间负担，但是由于宋神宗——宋徽宗在位的这六十年间，宋代经济正处于一个发展高峰，所以这种负担大多也是在老百姓可承受范围内的，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动荡。王安石的经济改革，“聚敛生财”“剥民兴利”确属事实，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伤害到赵宋的经济命脉。
有一些学者认为“蔡京之法”并非王安石之本意，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偏差。“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正所谓“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实际上这个观点，颇值得商榷。其实蔡京变法并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偏差，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调整与深化。一言蔽之，就是蔡京作了王安石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安石之法”与“蔡京之法”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王介甫还是蔡元长，其内政外交路线都莫过于“内争财利，外开边功”而已。王安石与蔡京这两位“改革家”虽同样“博学多才”但有所同有所不同。他们在政治本质上是一路人，在人品道德上是两路人。
王安石有政治抱负而缺乏政治手段，蔡京有政治手段而没有政治抱负，王安石更多的时候属于矛盾中的理想主义者，而蔡京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抛去道德成见，“蔡京之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实际执行效果要优于“安石之法”。
在经济改革理念上，王安石与蔡京虽都会理财，但有所不同。王安石搞什麽都喜欢一刀切，他在经济上是“有利必取，尽泽而渔”；蔡京这个人要比王安石灵活多了，蔡京的经济改革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在国家垄断经营的厚利行业（榷茶、榷马、榷酒、榷盐、榷矿）上把文章做足，虽然也是“争利”但只争大利。至于民间反对强烈，在现实中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的方田法、青苗法、市易法则裁撤不用。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多“硬板”；蔡京的经济政策多“取巧”,比如进行金融改革，铸“当十钱”，强令货币增值，以便榨取民财于无形。王安石与蔡京推行经济改革的目的也有所不同，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之初宣扬的“为天下理财”，完全是掩人耳目，其实真正目的是无非是“为天子理财”罢了。虽说王江宁与蔡元长推行财经改革的初衷都是一样，但他们两人的最终目的是不一样的。王安石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蔡京追求的则是“丰亨豫大”，一个是为了“强国”之理想；另一个则是为了“富官”之实惠！北宋变法名为“为天下理财”实则“为天子理财”名为“富国”实为“富官”至于“强兵”“取才”则沦为末流空谈。以前有一种论调，大意是说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其实只有相对成功的经济改革才能帮上腐败的忙，而失败的经济改革只能是“玉石俱焚”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中获益，即便是推行改革的统治者也如此。从这层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但是这种经济成功并没有成功的转化为国家富强的动力，而通过变法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刺激了腐败的蔓延，反而加速了北宋王朝在政治上的总体溃败。经济成功与财政增长，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这个教训之深刻，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王安石变法除了“富国”外，“强兵”也是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王安石的军事改革其实也是带有“经济目的”的，令北宋统治者伤脑筋的无非是“冗兵”问题。王安石推行“将兵法”虽然包含了整合军力，汰减老弱的精锐化建军思路，但是其背后的“经济目的”无非是减少中央募兵的财政负担，将养兵之费转嫁民间，实行财政节流罢了。至于“保甲”“保马”两法，原意是“寓军于民”“以民养兵”“兵民合一”的动员体制，在现实中也无法执行。两法虽说是军事动员体制，但真要实行起来，也存在诸多问题，就拿“保马”法来说吧，民间养马没有问题，但是民间所养私马在幼时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将来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军马，作为军事运输尚可，如果用于作战显然难以胜任。公元十一世纪，骑兵作为独立兵种，发展已臻成熟，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战术的发展与运用可谓日新月异，当时为了完成各种战术任务，对军马的整体素质与演练水平要求很高，已经远非汉武北击匈奴时的弩弓骑兵可比了，从民间购集的私马显然难以满足当时作战的实际需要了。因此，若让我看来，赵宋即使推行“保马”法，也难以扭转宋军骑兵在质量与数量上的劣势与不足，更何况“保马”法还没完全推行下去呢。至于“保甲”法也像“保马”法一样，也面临着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难以推行下去，即使推行了，其在军事上的成效，恐怕也是欠佳的，顶多也就是强化保甲制度，巩固基层统治罢了，其在军事层面上的功效也就无须细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