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生于1987年前后，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是他们成长的大背景；他们都是优等生，有着聪明的大脑，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们分别在2004年、2005年经历了残酷的“考季”，并顺利挤过了独木桥；在大小媒体都在为“国学院成立”一事争吵不休时，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国学”作为专业，并不约而同地表示：“就是喜欢！”
他们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生。9月，国学院在全校各专业2004级学生以及2005级新生中进行二次招生，近百名学生报名，经笔试与面试，58人组成了第一、第二届国学院班级。
魏寅：幸运的重点中学毕业生
“魏寅，魏征的魏，唐寅的寅。”这个北京籍新生在自我介绍里提到了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历史名人。选择这样的方式进行自我介绍很符合国学院学生的身份。此前，魏寅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文科实验班”。
1995年，北师大二附中创设了北京市第一个文科实验班。在许多中学纷纷设立各种理科实验班的时候，这种“为弘扬国学及为高校文科专业培养优秀生源”的“文科实验班”十分罕见。不能不说，这是魏寅的幸运。
在文科实验班，魏寅有机会从高一开始聆听各类人文讲座，其中传统文化又占了大多数。这些都激发了魏寅对人文学科，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魏寅对于国学的理解，据他自己说，主要是“受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粹派的影响”，“我想国学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想的集合。”
魏寅觉得，国学是一个无法简单描述的学术，因为它包含得太广阔了，天文历法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他希望国学院的教育能够有所侧重，他希望日后国学院在课程设置上要多给大家交流的时间，由优秀的老师来引导研读，使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地交流。
吴秦荔：“我不忌讳说复古”
“国学不仅仅是一些知识，知识只是载体，其核心是一些价值观。如果没有学到这些，只是获得了一些知识，那么充其量也只是孔乙己那样的人物。”和魏寅受“国粹派”影响所给出的答案不同，对于国学院笔试中的第一道题——“谈谈你对国学的认识”，吴秦荔在回答中尤其强调了“心灵”的作用。
吴秦荔是从2004级新闻系转到国学院的。在她看来，国学的作用应该是让走在大街上心慌的人感到宁静，而不只是成为学习者卖弄自己渊博知识的工具。她说，学习国学应当成为“两个时代的人”的对话，必须“用心灵去感悟”。
谈起出生于上个世纪之初的“那代人”，吴秦荔无限神往：“我觉得离我们不远的那代人和我们不太一样。我是对那种价值观比较认同一些。”这种认同也触发了她的“使命感”：“像冯其庸先生那代人，或者像台湾作家罗兰那代人，他们都受过很好的国学教育，但是受过那种教育的人年龄都很大了，现在有些青黄不接。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再不接上去，基本上就会断掉了。”她说她不忌讳“复古”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年代了，‘封建’那样的字眼好像很敏感。现在应该属于过火了之后往回收的时候。”
她说，不管是什么时候，即使是现在国学衰微，喜欢它的人也很多。但是真正要推广还是有一定难度。比如说高考。“‘高考考什么’就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我们学的许多东西——英语、自然科学——都是西方的。”
而更大的困难，在她看来，“可能还是东西方世界观、价值观的差异”。吴秦荔说，“上大学之前，我们的世界观是比较单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直到大学之后，才接触了基督教等其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之间肯定会存在矛盾。”
吴秦荔在报纸和网络上浏览了很多有关国学院的消息。她说，“负面的更多一些”，“就像新文化运动时那种争论一样”。“我感觉，反对的声音是用大脑在说话，他们抓住细枝末节的问题，然后到处查字典；但是支持的声音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用心灵在说话。”
“用大脑说的话可能你看完第二天就忘了，而用心灵说出的话才是可以影响你一生的。”吴秦荔说。在那些“触动了她心灵”的评论中，令她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话：
“只有当我们全面经历了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的痛快洗礼，被带到一个追求极限增长几至末途、物欲至上、生态毁灭的时代，我们才有机会停住一个世纪的匆匆脚步，回头打量一下这个地球上的另一些文化，思量它们所可能蕴含的合理性。”
李侃：“我感觉到了一种责任”
对于自己六年之后的规划，接受采访的同学中有四位都给出了几种可能性。比如说，魏寅希望能够继续深造读博士或者工作，而吴秦荔觉得可以作记者、教书或者到海外传播汉学。但李侃十分明确地说：“我个人愿意从事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和魏寅一样，李侃也毕业于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的文化氛围特别好。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南开花园。”李侃说，这样的经历可能是其他城市或其他学校所没有的：“课间走在校园里，都会听到很多老人在唱京剧。”
传统文化的魅力始终吸引着她。当被要求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描述这种魅力时，她回答：“这么说吧，我有时看《鉴宝》或者是《走进科学》，会发现，那么古老的东西，从地层中挖掘出来，还能散发出它当初的美丽，真是令人震撼。”
“但他们的精髓到今天已经中断了。今天的文化艺术已经和我们古老的文化有所脱节了。这可能就是今天的国学所要完成的事情了，要继承古代的优秀文化，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
“我感觉到了一种责任”，李侃说，“这种责任是要让现在的人们能在现代与古代的文化中继续游走，让人们能够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古代的优秀文化，同时，还能在现代继续享受它。”
张昊：一个时尚男孩的“底蕴”观
“我很追求时尚，”即将成为国学院2004级学生的张昊在电话里试图修正人们对于国学的一些“通常的想法”，“你过来看看我吧，我的头发是龇着的，我穿条条的衬衫，牛仔裤，阿迪达斯鞋”。
张昊是北京人，在很多“大事”上，他自己拿主意，无论是高考还是这次报考国学院。之所以选择国学，一方面是兴趣，另一方面也源自他对于自己大学阶段的清晰定位——他认为大学四年应该用来“打基础，增加底蕴”。
这样一来，他选择国学院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他所理解的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国传统历史、中国传统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对他“增加自身底蕴”的目标有很大帮助。
因为这样的“底蕴观”，张昊相信自己经过6年的学习会成为一个“各方面适合未来发展的人才”。他说选择国学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他专业，他还会去努力学习外语，全方位充实自己。“试问，这样一个人才，哪家企业，比如外企或报社，谁不愿意要？”
张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开始于高中阶段。那时，同宿舍的四个男生“曾经多次就国学的问题讨论过”。说起来，张昊还有些惭愧。同学当中有人能把经典典籍倒背如流，而张昊说自己“只是背过《唐诗三百首》，对于国学没有什么系统的概念”。
正是这种讨论激发了张昊的兴趣。“这种文化能吸引我，使我迷恋。《春秋》最明显，它一字定褒贬。可能现在很多作家要花十几万、几十万字写下的东西也往往无法与那一个字相媲美。”
张昊喜欢的东西太多了：历史、中文、哲学、摇滚乐、K歌……既有传统的，又有时尚的，但他说这些其实一点也不矛盾，“现在的大学生都有很多面，有埋头搞学问的一面，也有很青春洋溢的一面。”
刘芳：理科生的“幸福生活”
国学院的成立让理科生刘芳的生活轨迹起了偏差。在周围同学异样的目光中，她从人大最热门的专业——财政学院金融系——考到了国学院。
刘芳学理是父母的意思，“因为学理科可以进重点班，考好大学，自然可以找份好工作。”
“听到人大国学院成立的消息之后，我非常高兴，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报考。”对于这个“小学二年级开始看四大名著，五六年级开始看唐诗宋词，中学之后看二十四史，唐宋八大家”的理科生而言，国学院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大好的机遇。高考时，刘芳也想过按照自己的兴趣报考中文系，可是，哪一个学校的中文专业会收理科生呢？上大学之后，刘芳也可以选择转系，但是，转系又同样谈何容易？
“非常非常喜欢”，刘芳柔声细语地陈述她报考国学院的理由，“我不求闻达，不求富贵，就是想好好读自己喜欢读的书，研究自己喜欢研究的东西。”在国学院的面试中，老师问她，为什么会放弃金融跑来碰国学这个冷板凳？她说“就是因为太喜欢太喜欢了，没有别的原因。”
她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呢？“读完那些诗词歌赋、经史子集之后我都会感到一种心灵的平静”；“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最主要的是，从中获得了一种享受，心灵好像被洗涤一样”；“对于许多问题可以看得很透彻，许多事情可以想得很深入，很多事情可以不放在心上。比如看苏轼的《前赤壁赋》，就会感受到那种豪迈的气氛，和同学有了矛盾，想想那些人的胸襟就会觉得这根本没有什么。”
刘芳相信她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如果我一直学金融的话，也许每天会忙得团团转，也没有时间看这些书。”谈到这样的假设时，她一直轻轻叹着气，“那样，到老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一辈子过得很窝囊的。”
对她来说，理想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小房间，墙上挂着画，地上有棋盘，焚一炉香，架一把古琴，泡一杯茶，写一些心得……”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