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浙江乌镇颁发。虽然乌镇地处江南，可是用南方方言和文字表现南方生活，这样的作品在“茅盾奖”的获奖作品中却并不多见。本报10月31日曾刊发《茅盾文学奖缘何“冷落”南方》，指出地域特色的“腔调”其实比方言形式更重要。报道见报后，为什么南方方言作品在文学创作中处于“弱势”，南方方言写作究竟应该如何开拓，成为不少读者的疑问。在茅盾文学奖已经颁奖、网络成为更多人阅读首选通道的今天，方言写作依旧是绕不开的话题。
南方方言——语言好听入文难
“北方方言比如四川话，口语和文字可以一一对应地表达，东北话和普通话就更加接近了。南方方言却有很多不能找到理想的对应文字。”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这样向记者介绍，由于语言本身的关系，南方很多地区的作家创作受到限制。
理论界有种说法将汉语分为7大方言，其中，“北方方言”占据了汉语区的七成地域，吴、湘、赣、客、粤、闽则属“南方方言”。而以区域细分命名，说明南方方言本身差异极大，而且构成复杂。北方方言的一个“他”，在吴语、闽语里叫“伊”，在赣语、粤语、客家话中叫“渠”的，还有“伲”、“其”等多种叫法。而杭州和南京虽地处江南，却因为历史上北方话的南进，在语汇和语音上成为“混血”。杭州话中有“小丫儿搞搞儿，搞了不好闹架儿”，大量“儿化音”源自宋代北方官话，体现了北方方言的特质。
南方方言如此丰富的表达，虽然给当地人的生活平添几分情趣，却也成为文字表达的瓶颈。
“有时差一点就不够生动。很多上海话无法用文字表达，哪怕‘捣糨糊’这样可以写进小说里的方言，很多时候也不能为更多人理解。”赵长天说，能把握好南方方言韵味的优秀作家并不多。在茅盾文学奖前后31部获奖作品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具有南方腔调、南方吐字风格的作品要属《长恨歌》。小说里一句“上海弄堂里的闺阁，是八面来风的闺阁，愁也是喧喧嚣嚣的愁。后弄里的雨，写在窗上是个水淋淋的‘愁’字”，演化出王安忆开篇两章的弄堂和闺阁描写，潮湿的文字之间透出南方发音特有的婉约。而杭州作家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一、二）》，虽然与《长恨歌》同为第五届茅盾奖获奖作品，却往往被评论界归为类似北方写作的“宅门风格”。不仅内容选择了宏大的历史题材，讲述茶文化和茶行买卖的文字，也难觅南方语言风格。有评论家认为，这与作者身处杭州，浸润“北方官话”的语言环境不无关系。
穿越瓶颈——独特表达渗透个性
“评论往往假定南方方言是细腻柔软的，不适合表现宏大的题材。地域性的观念和要求，令南方文字在某些现实题材面前处于弱势。”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虽然南方方言文字可能不适合描写“全局宏观”，但是它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也有很吸引人的地方。
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里，不仅常常出现“阿有啥人”、“陆里晓得”、“就去哉”这样的吴语对白，连串起小说的讲述人也叫“花也怜侬”。后来，张爱玲叹息吴地方言写作的“《海上花》没人知道”，将原著翻译成准白话文的《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2册。谁知白话版一出，竟遭遇“看官们三弃海上花”的尴尬。这才知道原来的吴语对白版深入当地人心，拥有读者无数。
“任何一个地域的作家，都能从民间智慧中发掘生动的语言，形成自己的个性文字。”赵长天对记者说，作家不能生造出语言词汇，要穿越所谓某些方面的“方言瓶颈”，作家需要从各种语言中汲取养分，不应局限于自己的地域方言。“上海很多作家开始从别的方言甚至英语中学习表达，融进自己的东西搞创作。”他认为郭敬明是南方人，他的作品表达却很大众，全国很多年轻人都在看。
“风格或者题材，都不应该成为问题，就像评奖一样，文学创作也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存在。”张颐武表示，随着评奖体制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文学创作中的“弱势”将逐步消失。各种个性都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对于南方方言写作，内在的骨气和血气，不应该在软性和拖沓中消磨。“吴侬软语”的确有弄堂气息，好似喜欢幻想的王琦瑶，但是如果拘泥于阁楼，却也会“恨”得令人透不过气来。而为了形式强化方言表达，忘记了人物的个性和故事的冲击，是任何方言写作都应该避免的误区。
本报记者 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