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是方言的常识错误》/无风即风
其实自古以来，汉语就是混合语言，至少相当程度是——事实上人类没有任何一门语言是纯原生、纯独立发展的（原始部落除外），只是混合的多与少而言。按照已故古音韵大师郑张尚芳的分析，汉语是以「侗台语系」为「底层」（词汇、语法）与「表层」（语音、发音）的及其他语系混合叠加而共同构成（图1）。
也就是说，汉语自古以来的语法与语句之表述方式，以及语音发音，都是以古百越族的语言为基础，再经过长年累月的发展，不断吸收不断融汇其他非侗台语系综合演变出来的。
★但是，尽管汉语有不少门类语系的融入，但是主要还是以两大语言为代表，分别是南方侗台语，与北方“汉化过的阿尔泰语系”之词汇/语法而来。
这种特点，并不是网络部分本位民族zhuyi者愤怒抨击的所谓“满清胡化”带来的——而是自古以来。
至少可以肯定，从商周时起，汉语就一直呈现南北差异：
北方汉语有较多游牧民族之阿尔泰语系的影响。如“霸”、“伯”、“白”都是来自阿尔泰语系人群。而南方，则如前面所言，来自古百越族的影响较多（不过阿尔泰语的影响和南方汉语的影响是没法比的）。
★至于古汉语为何一开始是以南方语系为底层的原因，我不知道，可能跟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比较稳定有关（毕竟没有游牧民族的冲击），如良渚文化 ，它的规模几乎是上至8000年下至5000年的极限。由于比较早形成了稳定的族群与语言，所以辐射了黄河流域？
当然，也有可能不止长江文化，而是整个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以及山东/河南/安徽的「龙山时代文化」等相邻的原住民之原生语言综合融合而来。
★But，不管如何。
最迟至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汉语的官方语言就基本成型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才会有“雅言”之说。观其语法格式，甲骨文与西周金文及之后的历代官话格式一致，因此，自商周以降，汉语的混合程度已大大减少。这明显是伴随这高度统一和集权制带来的。
观甲骨文卜辞语法与书写格式，就是我们的文言文。
“癸子卜，争贞，今月不其雨。”
译：经过算卦占卜，这个月不下雨。
注：卜辞文与上面图片无关。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汉语有一定程序的混合，但是汉字的混合程度却比较少——虽然汉字里也有许多从别的语系中转化过来的字词，如前面提到的“霸/伯/白”，还有近现代上海、广州大量的“欧式汉字/词”（英语为主）。
但是，汉字本身自带的完善构字理念与丰富多样的表述意义，特别是汉字的「象形」结构和表述功能，却使得汉字几乎可以将一切不同系统的语言近乎完美的转化为汉字和汉语独有的表达方式，同时又不改变外来语言的本义，如：
粤语“符碌”，来自英语“fluke”，原意为“侥幸将桌球打入袋口”，是英语中桌球的专业术语。但粤语将它音译成“符碌”后，又扩大了其原义引申为“侥幸”的代名词，广东有这样的表达：
“今天考试，我告诉你，别想“符碌”过关啊”。
（今天考试，别想侥幸过关）。
这样一对比，英语反而相形见拙，反而不能像汉语那样表达出丰富、生动、有趣的意味了。上面提到过的“霸伯白”等阿尔泰语系来词/语也同样相形见拙，在母语里的表现反而还不如“后母”。
由此可见，汉字和汉语搭配，是十分强大的存在——这当然是得益于中华文明几千年从未中断的持续发展。
也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的我国历史上曾经强大地存在过的少数民族，大多数都使用汉字作为基础，进行自有文字的改造。如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文（几乎与汉字汉语一样）、两宋时期的「西南夷僰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还有1/3的「满文」与越南拉丁化前的「字喃」。（图4-9）
★以上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字，都是“汉字夷音”。
因此，综合上述全部例子，可以肯定：任何语言都可以理论上的融合到汉语汉字中去。
★也所以，从上#外婆是方言改成姥姥# 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个修改的无谓之处，明明汉语是一门十分灵活的语言，拥有无限极的吸收和融合与改造功能，但却偏偏用教条zhuyi去对待，这恰恰是与汉语几千年来的发展脉络事相违背的。
#外婆是方言改成姥姥# ，近年来不是孤例，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