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了很多谈论国学的文章，里面充斥的很多东西让我有了不吐不快的感觉。我也来谈谈我对国学的理解，其实我更愿意用中华文化来替代国学，因为国学显得狭小而没有气度，正如世界500强活的最长寿的一些企业，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代表的是符合人性的东西，而不是一家之言，如果真的变成了“IBM之学”或“惠普之学”，那僵化和不合时宜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文化，重点就是一个“化”字，化育万物，润物细无声。
在探讨中华文化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文化的定义是什么？
说大一点，文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精神层面、组织层面、器物层面。器物，即生产工具；组织，即生产关系；精神，即价值观。
近代，“甲午海战”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也说明了“师夷之长以治夷”的错误路线。此前，我们认为英德日等八国厉害，是因为人家用火药做的枪炮，而我们是长矛梭镖，认为要想打赢对方就要在器物层面去努力，所以花巨款买来了世界先进的坚船利炮，可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教训使得我们痛定反思，才意识到光器物层面的提高还不行，还得提升组织层面，于是“戊戌变法”出现了。器物层面的东西好解决，有钱就可以。但是组织层面的问题就难一些了，因为这牵扯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要反击和反扑，因为国家利益可以先放一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是既得利益是自己已经得到的，你能够从一头老虎的嘴里夺一块肉吗？估计可能性不大。
看看国内的各级企事业单位，改革二十年，信息化、办公自动化的浪潮使得这些单位的电脑、小车、办公楼等器物层面的东西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组织的效率提高了吗？中国存在的大问题解决了吗？电脑的普及使中国诞生了联想集团，大批的采购都是政府采购，可采购后的这些昂贵的设备有些已经变成了办公室的游戏机和其他玩物；街头昂贵的进口轿车随处可见，中国相关单位的办公效率提高了吗？甚至是县乡一级政府的办公大楼都是富丽堂皇，高高矗立，但是当地百姓的实际问题得到解决的比例有多少？每一次的器物层面的升级换代，都会成为这些既得利益者再次聚敛财富的大好时机，所以他们会举双手双脚赞成，甚至是挪用了更重要的款项如教育款、扶贫款等（各类报刊均可随处找到例子，或打电话问李金华）。如果是花自己的钱在那里胡整，尚有可恕，可是盖高楼、买高级轿车和高配置电脑的钱可是中国百姓的税款，难道我们节衣缩食交税的目的就是为了置办这些东西。年初政府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的额度，我曾反问我们为什么要交税？问题不在于交多少税，而在于我们交税的目的是什么？税款是如何花的？如果这些税款是为了中国的教育、民生，那我们即使再回到五六十年代的低标准也愿意，因为我们花这些钱值得！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我花钱就应该享受服务或购买商品，等价交换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现在，器物层面所有该买的、该置办的都备齐了，有识之士才发觉器物层面的改革并不能使中国富强，于是乎，二十一世纪初，也就是现在，整个社会开始讨论组织层面的问题了，国有企业的改制、MBO等等都是组织层面的东西。
这几十年，或许终于从器物层面的争执进入了组织层面的争执算是改革成果或成绩之一吧！只是不知道这次的组织层面的改革能改到什么程度，反正“戊戌变法”失败了。
我们为什么非要在一块石头上再次摔倒，为何非要在同一个问题面前再次受阻？改革二十年，中国处处工业化浪潮，可是田地荒芜了，河水干涸了，环境污染了，土质沙化了，人性堕落了，我们变富裕了吗？我们变快乐了吗？我们幸福吗？我们有安全感吗？
虽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至少和谐社会的标志应该是社会公民的满意度是否提高！可我们的满意度提高了多少？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的标志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认为这依然适用于现在乃至未来！
现在为何重提国学，重提中华文化的命脉，是因为组织层面的建设离不开精神层面的指导，否则组织层面就如同在沙地上建楼，建得越高危险越大，所以历史性的轮回再一次展现了他伟大的能量，人性的不约而同重新审视中华文化，希冀能够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当我们站在一个相对高度看待一切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变得简单起来，就变得有脉络可寻，我们才可能具备前瞻性和系统性的能力和思维。
现在回头看看中华文化：
老庄的黄老之学与孔孟的儒家之学，彼此相得益彰，他们都属于文化的精神层面的范畴。孔子的再传弟子荀子将儒学发扬光大，带出了一个好学生韩非，韩非将儒家和道家结合后，在前人慎到和商鞅的理论基础之上完善了法家的体系，正式提出了组织建设的实施。虽然孔子也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组织理论框架，但是在韩非那里把组织制度改造的更加易于操作。作为儒家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孟子，提出了“霸道”和“王道”。儒家提出“和”的前提是在有实力的基础之上去谈和，这是最基本的“和”的概念。“霸道”用作现在是什么意思呢？最近影响很大的女秘书PK自己上司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身为高管层，高高在上，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就是“霸道”，可怜、可悲的是大部分的所谓专家都在不痛不痒的说那个秘书不够职业，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而能够指责那位霸道老总的人太少了。如果这个老总或企业居于强势的地位而能谦和待下，如同媒体报道中的google公司，那这就属于“王道”了。这个“王道”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放到现在就是“员工为重，企业次之，CEO为轻”，能够做到这点的企业有多少呢？中国的“霸道”企业有多少呢？
我写的那篇周扒皮其实就是讽刺现在的企业老板还不如过去的企业老板，这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孟子的“王道”思想又吻合老子的“上善若水”的境界。正是这两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在维系着中国的文化命脉。其间虽有墨翟的平等观念“兼爱”，但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侠之大者”，不符合社会组织的法律形态，所以只能作为补充而不是主流。随着彼此的相容，老庄哲学又繁衍出阴阳学和兵家以及鬼谷子的谋辩之术，这属于对老庄的一种发扬，虽然老庄提倡“辩者不善，善者不变”。
但随着董仲舒的出现，儒学被奉为圭旨，儒学的本意产生了一次衰减和歪曲，但问题不是很大。儒学被彻底阉割始自朱熹，他有名的论调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由此儒学变得僵化和彻底保守和没落了，但这非儒学之过，而是歪嘴的和尚念歪了经，以讹传讹，儒学就彻底走了样。
所以，秦朝的企业文化是法家，汉朝的企业文化是儒道的结合。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使用，其关系类似于现代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物理学和宏观物理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倡看不见的手，吻合老庄的“无为而治”；马歇尔、凯恩斯的微观调控，吻合孔子的进取伦理。企业也一样，创业时期，多用老庄作为企业文化，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企业内部的主观能动性，让大家自由发挥；企业进入稳健阶段，就要用儒家作为企业文化，进行制度化管理和量化管理；当企业进入集团时代，就要再用黄老哲学进行整体的、高度的梳理和完善。韦尔奇退休后说：“我只是营造了一个产生人才的氛围而已。”
翻开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管理的历史。
中国的夏、商、周属于典型的联盟制度，由夏禹、商汤、周武这三个大联盟的盟主以武力加企业文化（德行）组织和管理其他盟员，就像现在的欧盟、北约、世界经合组织等联盟一样。
每代都是随着盟主国企业文化的衰微，被其他强势企业所收购。就好比论坛上关于江南春的一篇稿子，江南春和竞争对手都在争取得到各渠道代理商的认可一样，最后江南春拿到资金后给渠道代理商打电话说，你们该还我人情了。这些代理商一归附，就代表着松散联盟制度的解体，公司化制度的形成。
经历了春秋战国后，秦国正式成立了大秦集团。要细究起来，六国败于秦国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失败，也已经超越了器物的层面。连横也好，合纵也好，公司化制度肯定要优越于联盟制度。CEO赢政把联盟制度变成了强势的公司总部制，郡县制就类似于分公司制，各地只有好好工作，而把财权和人事权收回设立了三公，然后进行企业文化的融合——车同轨，书同文。可是好好一个组织体系又被赢CEO给破坏了，在总经理李斯的辅佐下，他亲手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结果他反而不遵守却随意破坏，随着管理制度越来越刚性和细微，员工开始造反了。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逐步崛起，最后刘邦建立了大汉集团，聪明的刘董事长配合萧总经理，完全照搬大秦集团的组织制度框架，但是剔出了一大堆制度细则，把一本员工手册由辞典般的厚重变成了一本小册子，好看易懂。大汉集团基本是采取京畿地区分公司制，其他地区子公司制，按照大区的管理模式运行，这在企业创立之初非常有利于各地抢占市场份额，有利于扁平化管理，提高了公司运作效率。但财权和人事权的下放使得各子公司开始做大，形成了弱总部强地方的情况，就需要削藩。看看中国这些年随着企业从创业到逐步发展壮大，近几年也开始削藩，如浪潮的孙丕恕的削藩，如黄宏生和陆强华之争、TCL李东生和万明坚的矛盾，莫不是古代削藩的翻版，再往下就不说了，太长了。
西方的企业管理不过两三百年，和中国几千年的管理历史比起来，你们说孰长孰短？值得借鉴的东西孰多孰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