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重读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一文，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
先生说，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被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出现了“送去主义”，而相应的，还有人家的“送来”。“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
法国的香粉……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如何“拿来”？先生结合一青年得了所大宅子的实例，在批判了“不敢走进门”或“放一把火烧掉”或“接受一切”三种错误态度之后，指出，“拿来主义”应是占有，挑选，吸取“养料”，抛弃渣滓，“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他的主张完全符合排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重要意义。
对待古典的、外来的东西，理当以“拿来主义”为指南。然而后来，我们的大政方针，却偏离了“拿来主义”，以至酿成更为沉痛的教训。当年，毛泽东同志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的“送来”，无疑衬映了我们的被动状态。于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搞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在政治上，表现为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干部由上而下委派任命，领导干部终身制，以至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损害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在教育上，表现为只认教科书，只认标准答案，而排斥“存疑”和“启智”……总之，照搬苏联模式，使我们走了多年弯路，付出巨大代价。
好在我们敢于正视现实，痛定思痛“从头越”。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这是反思照搬苏联模式而得出的历史性结论。于是，我们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着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0年来，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各战线的改革，如火如荼，且已经或正在取得喜人的成果，比如市场经济了，总体小康了，领导干部关注民生了，民主法制建设也有了长足进步，等等。这一切，自然得益于抛开苏联模式，从实际出发，实行“拿来主义”，结合实际，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放眼未来，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改革开放，而要“拿来”的东西也还正多。别的且不说，就说“民主”，想必需要进一步“拿来”。的确，“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如何“拿来”和实行，则大有文章可做。最近，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房宁先生，在谈到解放思想时说：“一些‘洋教条’主义需要摆脱。需要从新自由主义、对西方民主的教条主义认识中解放出来……有人提到民主实际上是西方的观念，相信所谓普世的民主标准。对此需要解放思想，中国的民主这些年在蓬勃地发展，有很多好的经验，要有信心走一条自己的民主道路。”言之有理。实行民主，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何故？水土异也。只有适应当地水土，改良品种，才能结出好的果子来。否则，难免会重蹈照搬苏联模式的覆辙。
“拿来主义”生命不息，永放光华。关键是，在实行中能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善于结合实际，为“我”所用。(李志远)
